北大荒事

北大荒，无诗。他沉默不语。如果唯有字斟句酌的押运和风花雪月的阴柔才算是诗，那他的确没有什么。

“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山，有肃慎氏之国”“唯禹之功为大……定九州……方五千里，至于荒服……”，仅此而已。他太过于辽阔，以至于荒凉。他不停地辗转于历史的变换中，昌盛的渤海王国，成吉思汗的铁骑，元明时期的屯田，清王朝的禁封，民国的孱弱和腐朽，战争硝烟的弥漫……北大荒，没有那闲情逸致供养那些赏花弄月之人的推敲。

北大荒，无诗。他沉默不语。如果唯有缠绵悱恻的爱情和小桥流水的温婉才算是诗，那他的确没有什么。

封印了千年，他等来的是那些铁一样的汉子，用血和汗唤醒了他的丰腴富饶，可这血和汗又是多么的沉重。冰雪断道，荆柴封路，毒虫结阵，猛兽成群……这些凶险，不亚于蜀道之难。然而，北大荒第一代拓荒者的梦想并未就此止步，他们坚信，秀色蕴于险峰之顶，瑰宝必藏于艰险之地。1947年，第一批荣复军人转战北大荒，创建了第一批国营机械化农场。1958年前后，先后有14万转业官兵、10万知识分子和20万支边青年来到这里，开始大面积的开发建设。68年以后，又有54万城市知识青年和现役军人汇集到这里，大规模建设北大荒。“中华大粮仓”是黑土地给予第一代拓荒者的报答，煤铁铜金一应俱全，虎熊獐鹿竞显仙踪，这一切，怎是一句诗意了得？

北大荒，无诗。他沉默不语。如果唯有分门别类各立门户的文化叫嚣才算是诗，那他的确没有什么。

他从未躲在“黑土地”的金牌匾后孤芳自赏，他塑造了一个平实无华的北大荒军旅文化，他哺育了一大批知青作家，画家，企业家，学者，科学家；他接纳了尚功利，重伦理，讲革新，尊传统的齐鲁文化；他紧跟时代步伐，契合国家战略目标，走“北大荒道路”，传承“北大荒精神”，凝聚“北大荒力量”……这一切，怎是一句诗意了得？

北大荒，无诗。他沉默不语。如果唯有大城市生活的光怪陆离和喧嚣浮夸才算是现代的诗意，那他的确没有什么。

当驱车越过一片片田野，穿梭在农场，你会发现那一片又一片的高标准住宅区，款式繁多，样式荟萃，有的临水而立，有的傍山而居，有的宁静清新，仿佛世外桃源，有的雍容典雅，大气磅礴……他追求的是现代化宜居小城市。他拒绝平庸，但也并不崇尚奢华。这里的人依旧是恪守着传统的美德，勤劳，朴实，善良，热情。他们相信，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他们没有叛逆，没有浮躁，继承着老一辈优秀的革命传统，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地打造“百年垦区”，我们自己的家园。如果这都不算诗意，你告诉我，还有什么？

看来路铺满沧桑，看去路满目翠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在北大荒安营扎寨

我作为农垦一兵，有幸参加了“北大荒”早期开发建设，并在这片土地上连续工作了30年，在耄耋之年，愿将“北大荒”巨变中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及搜集的有关资料，加以归纳整理，以飨读者。

一、昔日“北大荒”

祖国东北边疆，黑龙江省有无边无际人迹罕见的大片荒原，自古以来人们称为“北大荒”。人们泛指的“北大荒”范围很大。本文所指“北大荒”，是在黑龙江省兴办国有农场，发展农垦事业所开发的区域，因而又称“黑龙江垦区”。这个区域经有关部门划定，横跨11个经度；纵贯7个纬度，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完达山两麓和小兴安岭南北的大片荒原。
“北大荒”自然环境的突出特点是被称为“寒冷的世界”，“北大荒”是寒冷、荒蛮的代名词。有人对“北大荒”的寒冷如此形容：“呼气为霜，滴水成冰，赤手则指僵，裸头则耳断”。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南部地区仅2.6℃，而北部地区为-3.5℃。冬季最低气温平均-30℃上下，极端最低气温-46.5℃；全年平均无霜期只有100-130天。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诗人聂绀弩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冬天，他在虎林县一所日本人扔弃的破房子里，目睹“北大荒”景况，饮酒放歌，写下了《北大荒歌》：“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荒草枯草塘……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大烟炮’，谁敢挡？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这是“北大荒”自然景况的真实写照！

“北大荒”虽然自然环境险恶，但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带之一，多数土地黑土层厚达1米以上，土质肥沃，有“抓把黑土冒油花，插上筷子也发芽”的美誉。这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分属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的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地、均匀地遍布全区；大气降水充盈，平均年降水量500毫米以上。这里夏季日照时间长，气温高，全年太阳辐射量几乎与长江中下游相同。此种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北大荒”的许多地方蕴藏着丰富的多种矿产资源，还有丰富的水产和野生动物资源。

“北大荒”因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有人群在此繁衍、开发。据一些史籍零散记载：夏、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在这里曾与中原频繁往来。战国以后，这里的悒娄人臣服秦、汉。唐、五代时期，渤海王国在这里谱写下200多年的昌盛史。骠悍的女真人在这里建立起强盛的金朝，一举灭掉了辽与北宋。元、明时期，在这里曾搞过屯垦，但为数很少。

到了清代，对于开发“北大荒”出现了招垦、封禁和开放三个不同时期。清初为边境地区防务解决军粮供应问题，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实行移民奖励政策，在黑龙江招募移民，推动了屯垦。清王朝害怕汉族人大量移往东北和黑龙江，从康熙八年（1669年）到咸丰七年（1857年）在长达188年的漫长时间里，实行了封禁移民政策，严禁汉族人民流入黑龙江，这就制止了对“北大荒”的开发。从咸丰八年（1858年）以后，清王朝又推行新的“垦政”，实行“移民实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黑龙江制定了《沿边招民垦荒章程》，列出诸多优待办法，吸引垦民。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曾用白银2.25万两，购进火犁，在讷漠尔河南段开荒，为官办垦殖的开端。但从总体上看清朝时期对“北大荒”的开发，并没有多大的实效，光绪十三年（1884年）黑龙江全省人口总共只有25万人。

辛亥革命以来，新军阀、官僚有些人采取到黑龙江占荒霸地办法，企图掠夺“北大荒”丰富的荒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先后兴办了东井、智远、近恩、广信和火犁等五大火犁公司。1912-1925年这五大火犁公司共占荒地130.6万亩，共开垦10.33万亩。这些掠夺者，在随后的开发中，遇到重重困难，都先后垮台。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1934年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要在20年内从日本移民百万户500万人口到“北大荒”开荒。他们组成“开拓团”，分批移民到“北大荒”。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在北大荒的日本“开拓团”有1131个，移民约30万人，但垦荒面积不多。日本投降时，“开拓团”成员狼狈逃窜，土地撂荒，遍地黄茅白骨，人烟罕迹，满目苍凉。

千百年来，对于开发“北大荒”，曾有人断言：“不有天神下界，匠星临凡，天精地力，鬼斧神工，何能稍改其面庞！”

二、共产党人开创的“北大荒精神”使千古荒原巨变

1947年春，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陈云、李富春明确指出：东北行政委员会及各省都要在国民党难以插足的地方，试办公营农场，进行机械化农业生产试验，以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亿万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在当时最艰难的岁月里，一批从延安和其他老革命根据地来到东北的干部，带领许多拓荒者，踏上渺无人烟的“北大荒”茫茫荒原，掀开了开发“北大荒”新的一页。

1947年至1949年，是开发“北大荒”建立第一批国有农场的三年。

宁安农场是最早建立的第一个农场。1947年初，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李在人，受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派遣，带领16人，于6月间在尚志县一面坡的荒原上开荒建农场。他们搜集日本“开拓团”遗留下的破旧拖拉机和农具，居住在农民的窝铺里，当年开荒1350亩。不久，他们发现当地没有连片的大片荒原可开，于1948年3月搬迁到延寿县，当年开荒播种8000亩，收获了第一批粮食。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这里的荒地多属山坡和洼地，不宜于大面积机械化耕作，于1949年又迁到宁安县开荒建场，这个农场两次迁移、三次开荒建场的曲折道路，反映了建设第一批农场的艰难历程。

通北农场也是1947年第一批建立起来的农场之一。人民解放军原辽北军区司令部作训科长周光亚，受命带领3名通讯员，进入通北大荒原，在日寇遗留的一座碉堡废墟上挂起农场的牌子。他们白天深入白雪皑皑的茫茫荒原，踏查荒地，夜间在碉堡废墟里防范野狼侵袭。这就是电影《老兵新传》创作的生活原型。

宁安、通北农场开荒建场的同期，还建立了赵光、花园、永安、查哈阳等农场。
这一时期，革命残废军人则创建了荣军农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有许多革命军人伤残。这些人被称为“荣誉军人”，需要妥善安置。兴办农场是安置荣军诸多办法中的一种。1949年在“北大荒”上办起了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和松江省伏尔基河荣军农场。伤残的荣军开荒办农场，要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身体伤残的困难，开荒建场的历程更加艰苦。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的创建，反映了荣军开荒建场艰苦创业的概貌。本人曾经在1952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和1952年12月23日的《大公报》先后发表了两篇题为《一个由荣誉军人建造起来的机械化农场》和《记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长篇通讯，记述荣军们开荒建场艰苦创业的主要情况。

这些拓荒者在千古荒原上艰苦创业的作风，被总结为“北大荒精神”。其主要内涵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北大荒精神”在几代人开发“北大荒”壮丽事业中发挥了神奇的力量。

从1954年到1957年四年间，在开发“北大荒”创建国营农场中，出现了新高潮。

1954年6月和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两次到密山和虎林地区，考察了那里无边无际的亘古荒原，提出大批铁道兵复员转业到这里开荒建场，“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设想。当年10月，余友清带领由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组成的先遣队，到密山、虎林的荒原上勘查，选定场址，1955年在那里创建了八五0农场。这是在“北大荒”上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1955年8月，王震向党中央提出铁道兵储备后备官兵，举办国营农牧企业的报告，建议由铁道兵在密山、虎林、饶河三个县境内，创办综合性半机械化农牧企业。经中央批准，铁道兵有9个师的复员转业官兵到达这里，创建了一批农场。这些官兵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到1957年开垦出荒地260多万亩，拥有拖拉机近千台，有职工3.2万人，建成房屋32万平方米，办起了商业、邮电、教育以及政法、边防等各项事业，一个崭新的垦区，在千古荒原上创建起来。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时，苏联政府向我国赠送了可供30万亩耕地大型谷物农场使用的全套机械设备，并派出土地规划、农艺、农机、财会等各方面专家当顾问。国务院决定在黑龙江省建立友谊农场，任命王操犁为场长。这个大型谷物农场建立在集贤县的荒原上，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和部门的大力支援下，1954年12月开始建场，1955年当年开荒30.5万亩，在部分土地上当年播种，当年收获，当年经营有利。友谊农场按照苏联国营农场的经验开发建设，有许多办场的好经验，很快地在全国各地农场中得到推广运用。

1954年八、九月间，原在山东省转入农业生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经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8300多名齐鲁儿女移垦“北大荒”，创建了二九0、二九一和十一等三个农场。

在这一时期，大批支边青年到“北大荒”开发。1955年北京青年杨华率领一批青年，接过胡耀邦代表团中央授予的垦荒大旗，到“北大荒”建立了萝北农场。与此同时，山东省的大批农村青年支边到“北大荒”各农场。

从1958年开始，“北大荒”进入全面大发展时期。1958年全国有大批解放军官兵复员转业投入生产建设，其中进军“北大荒”的号称10万人，实际有7.2万人。这是“北大荒”开发史上最为壮丽的一页。1958年3-5月，运送解放军官兵的一列列军车，从大江南北、南海之滨，向“北大荒”汇集。1958年4月，农垦部部长王震到“北大荒”欢迎转业官兵。在密山车站的万人大会上，王震亲笔题写了赠给转业官兵的对联：“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粮田。”（“密虎宝饶”指黑龙江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4个县），横联是“艰苦创业”。这7万多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会同农垦战线上的原有职工们，共同在开发北大荒的战斗中，谱写下更多的艰苦创业的壮丽诗篇，推动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空前大发展。

三、今日“北大仓”

到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荒”上已将3000多万亩亘古荒野，开垦成肥沃的良田，安置了近200万人口在农场里安居乐业，每年上交10多万吨商品粮，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荒蛮的“北大荒”已经开发建设成初具规模的“北大仓”。

“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也经历了曲折道路。“大跃进”时期盛行一时的“瞎指挥”，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高征购，对农垦事业曾经造成严重损害；而十年“文革”时期，对“北大荒”农垦事业诸多方面的冲击，其危害更为严重，到“文革”结束之时，“北大荒”农垦的整体经营水平还很低。1978年，黑龙江垦区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200来斤，提供的商品粮只有11.5万吨，垦区人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28.2元。从1979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推动下，“北大荒”的农垦事业才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向高水平发展的新局面，现在崭新的“北大仓”展现在人们面前。

建设成就体现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运用先进技术装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北大荒”创建国有农场，最早使用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二战”结束时调来的欧美国家的落后机型。随后多年使用原苏联农业机械和仿苏型的国产机型，都不属于先进水平。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之时，各地农垦部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机械和生产技术，开展了多种内容的农业机械化向高水平发展的探索、实验。黑龙江垦区的友谊农场第五分场第二生产队，1978年从美国成套引进先进农业机械，只用20名农业工人，经营2.3万亩耕地，进行粮豆机械化生产实验。当年每个农业工人生产20万斤粮食，获得惊人的高额劳动生产率。到1984年，这个生产队先进农业机械化实验七年间上交利润、缴纳税金和提取折旧基金，累计回收资金443.4万元，占农业机械装备总投资的96.2%。如此高效益的成效，在建设“北大仓”中，发生了轰动效应。现在黑龙江垦区的农业机械，经过多次更新换代，大部分已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机型。到1999年黑龙江垦区的农机总动力已达455.4万千瓦，比1978年增加64.5%；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35万台、大型联合收割机7045台、喷灌机1406台、水稻插秧机1.33万台；还拥有农用飞机25架，农业机械化程度已达80%以上。

（二）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使粮谷迅速增产。

为了全面提高垦区的科学技术水平，黑龙江垦区逐步建立完善了科研开发、服务体系。他们以农垦科学院为首，设立了17个科研院（所）、9个技术推广中心、103个技术推广站，拥有各类科技人员10多万人。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已高达63%。黑龙江垦区粮食平均亩产量1978年为204斤，1999年提高到654斤，增长2.2倍。

（三）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

黑龙江垦区已组建成18个产业化集团，形成181条大小产业链，把全垦区103个农牧场、22万个家庭农场和23000个农户，紧密联结在一起。一批以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业为主的龙头企业和产业化企业集团不断壮大，年加工能力多达500多万吨。农业产业化经营已创出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以“北大荒”、“完达山”、“兴凯湖”、“北珠”命名的农产品精加工产品，已驰名全国并打入国际市场。1999年，各农场中家庭农场人均年收入已达3227.4元，比1978年的228.2元增长13.1倍。

过去渺无人烟的“北大荒”亘古荒原，不知埋葬了多少想要开发的人们的破碎的梦；今天富饶美丽的“北大仓”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1956年转业来到了荒无人烟的北大荒60周年的日子里，思绪万千，心朝起伏，脑海里湧现出许多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对北大荒的，开发，创建，开垦，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们的许多所作所为我都亲眼目睹。

这些來自铁道兵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大都不善言表，可是他们都有一颗颗赤诚的心默默无言为开发创建北大荒的事业勤苦的奉献着。像刘义刚，田孟忠，田少华，付良君，肖启国，陈国祥，陈大鹏，吴诲洋，吴殿友，苏根仁，陆乃祥，杨发世，周绍华，袁明凯，焦自善，廖永能，，潘应安，，等等，等等，他们在那个月岁都是热血靑年，在平凡的岗位上认真，负责，埋头苦干。

1958年北大荒又迎来了十万复转官兵，他们共同经历了，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坚持不懈，无怨，无悔，是他们的精神，所以说；这就是北大荒人的精神。也可以说；他们是北大荒精神的创始人，更是北大荒精神的奠基人。

在开发创建北荒的业绩中有说不完的可歌可泣的事绩，这里，我只想记叙一位老铁兵田孟忠的点滴轶事，来说明他在平凡的劳作中的所作所为。这只是这些前辈们中的一分子。

田孟忠叔叔我是在1958年8月初就认得他了，那时我和妈妈弟弟和平，是爸爸刚从一分场二队接我们来到五分场场部，这里到处是荒野丛林，没有房子只有依惜可见的小草棚，马架子，和一顶破旧退色的黃帐篷，爸爸说；这就是五分场场部的办公室；。到了这里天天呆在爸爸盖的草房子里挨蚊子，小咬，瞎猛的叮咬，妈妈不让我出去怕我乱跑找不到回来又担心碰到狼什么的。

几天后，我听到不远处有砍木头锯木头的声音，就和妈妈讲我想去看看，开始妈妈不让，在我的央求下妈妈让我去看看就回来。我踏着杂草丛枝跑到一片用镰刀割过的空地处，见那里有七，八叔叔在做房架子，有划线的，有锯的有砍的有用锛子锛的，还有用斧头砍的，也有用凿子凿的，忙而有序。

这时，一位叔叔手里拿着一个墨斗线盒要在一根很长扒了皮的木头上打线，他喊一个人帮他过来打线，那人看看他说；田孟忠，你没看见我正忙放不开手嘛，然后朝我努努嘴，让那个孩子帮你扯扯线吧；。叫田孟忠的叔叔看看我对我说；你会址吗；，我马上回答；会；他说；那你就过来拿着线头棒那头有个尖钉，领着我到了这根木头的头上说；你看这木头头上不是划着一条通长黑线吗，你就把这个尖钉安这条线插住就别松手；说完，他就拿着墨斗从墨斗里拉出带墨汁的黑线绳走到木头的那头，然后用大姆指压住墨斗线的搖把，将黑线压在那头划有黑线处上，用力拉紧，然后叫我别松，说完他弯下腰用另一只手扯起那根黑线绳猛然一松，那根带墨汁的黑线绳在这根长长的木头上彈留下了条直直的黑线印。叔叔站起来对说；你拔下那头松手；说完他就摇起搖把将线收起。我正想走，叔叔又说；你先别走，这根木头的线还沒打完呢；，说完他用手将木头滚了一下，又让我拿着带尖钉的这头扯着墨斗线到刚才的那头，叫我再安那条黑线用尖钉插上，叔叔又用刚才的样子又在这根木头上彈留下直直旳黑线印。我拨下尖钉松手，见叔叔又搖起将线收回。

这时，我才仔细打量了叔叔，叔叔个子不高但很壮实，一双大眼，眼珠黑白分明显的炯炯有神，那双粗壮的手更显有力结实，臉上稍显黑并有道道微细的皱纹更显饱经风霜。今天知道叔叔叫田孟忠。

回到爸爸搭建的四面透亮的草房子，妈妈在哄弟弟睡觉，我坐木墩上想着什么。晚上我将白天的事讲给爸妈听，爸爸听后对我说；他是叫田孟忠，和你田叔叔一起干活的都是1956年集体转业来的铁道兵，他们几个都是来北大荒后学的木工，别看田叔叔个子矮可他很能干能吃苦。

那时候，五分场部没几个孩子，有的不滿周岁，有的才一岁多或二三岁，数我最大才刚到11岁，分场还没建立学校也没托儿所。我就天天用脖颈托着弟弟去看那几位叔叔砍大梁，做房架，立房架，有时他们测定柱角位置用线绳测拉距离定柱角坑位时要插小木桩，人手不够我就自告奋勇把弟弟放在干燥的地方，帮叔叔们扯线，钉小木桩，天数多啦也懂得了些规律，我人小腿脚利落就适时帮叔叔们拿个斧头锯，递个钉子帮打打线。每到这时我都看到田孟忠叔叔在干最累最苦的活，要立房架上高瓟高的总是田叔叔，他胆大，总爬到人字木房架的最高处钉脊檩，和剪刀撑等高危的活。

那一年分场要盖一栋大礼堂，木头全部是从8队大下坡那片杨树林里用人扛人抬来的. 。我托着弟弟几乎每天都要来看叔叔们干活，做大梁，立排架这些，又是田孟忠叔叔他们干。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天上大梁立房架的那天，礼堂的房子特别高有近十七八多米高，也很宽有十几米宽，这样高这样宽的房架要安装难度可想而知，叔叔们先在宽度的两边挖上立柱坑再立上十米多高的柱子调整好方位后再将柱底填土夯实，然后在两边的立柱旁各捆绑一根比立柱高出二米的木杆，每根木杆顶部固定一个定滑轮，再用绳索捆在房架两头的大梁上，再将绳索穿过定滑轮，同时也在人字木最高点的两边捆绑一根长长木杆由人把着支撑着房架的平衡，这样每个定滑轮下有八九个人在指挥者的指挥下喊；一丶二拉，，，，，，。房架平稳地慢慢的吊起，支撑人字木两边的支撑木干也随着房架的升起牢牢地平衡支撑升高。

当大梁房架被吊升高于立柱时，两边拉吊绳的人都停止拉绳并稳定绳索，支撑人字木的两根木杆下端也牢牢定扎在地面防止滑动。这时要有人上去将大梁两端凿有卯，在立柱的顶端有榫，卯榫必须对准结合才行，突然，看见一位个子不高的叔叔腰间别个斧头赤脚速度很快就爬上立柱又爬在大梁上，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田孟忠叔叔，他坐起后大声问那头谁上呀，这时见有两位叔叔抬来一个长梯子立在那边的柱子上，一位叔叔拿着斧头慢慢地爬上梯子，等那位叔叔爬到立柱顶端时田孟忠叔叔大声减；我这边的吊绳放点，好，停，往右点，多了往回点，稳住，好，快放，好了。在田叔的指挥下大梁立柱的卯榫牢固地结合了。田叔直起腰喘了囗气坐在大梁上等那边的卯榫结合后再上人字木架上钉支撑木杆。笫一排的房架暂立后又进行第二排房架的吊立，笫二排房架吊立好要在二排房架间钉剪刀撑，又是田叔叔在大梁上的中立人木上钉用来固定，平衡两个房架用的剪刀撑木杆，要知道大梁离地面十米多高人在独木的大梁上操作走动一般人是不敢上去的，可田孟忠叔叔却是爬高，翻越，攀登，危险，脏乱差，苦的活也总是默默不语地去做，去干。这些都是在我有意无意中所见到的。

1960年，8月25日下半夜，劳累一天的人们都在熟睡中，突然，钟声大作，急而快，乱而响，那钟声敲个不停并听到有人象似疯了一样大声疾呼；托儿所失火啦赶快去救孩子扑火呀，这钟声，那喊声把人们从熟睡中惊醒，人们不顾一切衣裤还未穿好就急忙提上水桶，拎上臉盆，扛上铁锹向北面树林边的托儿所疾跑，边跑边大声呼喊托儿所失火了快救人救火呀。我和妈妈听到这钟声喊声吓的不知所措，爸爸早已奔跑出去。当我跑到路上仍有人边跑边喊，钟声仍然响个不停，我也边跑边喊，只见北面烟火向夜空翻滚，人声吵杂，到了着火的托儿所时，只见大火已将整栋房烧着，人们竭力扑火，呼喊。

猛然间，看到三个叔叔身披头顶着湿被从火屋中跑出来，人们立即围了过去，只见其中一个矮点的人掀起头上的湿被说；屋里没孩子了都抱出来了，这时有人喊道；孩子一个不少全救出来了，我借着火光一看那个人竟然是田孟忠叔叔，突然，他对着另外俩个披被子的叔叔说；咱们再进去看看还有啥东西能抢出来，有几个叔叔阿姨立即过来劝阻说；田孟忠，你看，房子眼瞅就要烧塌架了千万不进去了，只要孩子都救出来了其它东西烧就烧了吧，田孟忠叔叔大声说；进去看看能抢啥都行，烧了可惜了，说完他把被子一顶向火屋冲去。他刚跑到门囗轰隆一声一大团火焰腾空而起冲向夜空，人们大声呼喊；房孒塌架了，田叔赶紧后退，人们才松口气。

无情的大火夺去了四个孩子的幼小生命，八个孩子不同成度的被烧伤。在那些日子里全分场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为那些死去，烧伤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哭泣与挽惜，为他们的不幸悲伤。

这些，我一生难忘，但也让我最为受教育和感动的是田孟忠叔叔和那俩位叔叔，我虽然记不住那俩位叔叔的姓名，但他们那舍生忘死，不顾自身安危高尚品德的精神深深的教育了我，特别是田孟忠叔叔，他是个极普通的铁道兵，他不善言语，不善表达，性情耿直，兢兢业业为北大荒的开发，创建，奉献了终身，他和许多56年来的铁道兵，与58年来的十万复转官兵一样在北大荒奉献了靑春，献了终身，又献了子孙。

我所写的田孟忠叔叔的这些事，人们可能认为太平常了，对，是不能和那些英雄人物相比拟，但我觉的这样一位普通的铁道兵不显山不显水的为北大荒的奉献是高尚的，也可以斗胆地说没有这些普通的前辈们的卓绝艰苦的奋斗，就没有北大荒的今天，因此，他们是值的我们后人永远学的榜样和楷模。

今天，北大荒已变成中华大粮仓，各农场都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建立小康城镇化建设，楼房，别墅一排排，自然旅游景点处处有，南湖，北塔，五星湖是我场八方来客旅游胜地，水稻种植户科学种田创高产，经济效益年年增，品牌轿车买进家。文教卫生给人们带来巨福音，可以说；如今的农场变化真是翻天覆地，这些丰收的果实里有他们的生命，江河里有他们的血液，田野山川有他们足迹，仐天，有些前辈永久的离开了我们，因此我们更加不能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60年过去了，他们是我们心中不朽的丰碑。

永不服输是北大荒的精神符号

 

　　——记知青的后代苏琳

虽然绝大多数知青都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但是知青积极向上、吃苦耐劳的精神却可以永远年轻。当一代知青笑着转身退出历史的舞台、渐行渐远时，我们看到，即使知青和知青后代对于理想和信仰有着不同的解读，生活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两代人身上所共有的敢于挑战自己的不服输的精神却闪烁着一样璀璨的光芒。

——记知青的后代苏琳

今年三十六岁的苏琳，现任北京无线绿洲公司副总裁。她聪明、智慧、热情、坚强，许多熟悉她成长过程的人都说她是一个不向困难低头、不肯服输的女孩，困难反而能激发她的潜能，让她的人生富有张力。

苏琳这样说：“永不服输是北大荒人的精神符号。”

作为苏琳父母的兵团战友，我之所以希望走入苏琳的内心世界，记写她至今仍年轻的人生，是因为她是知青的后代，她得以立足于当今社会的不服输的拼搏精神恰恰是四十年前她的父母和许许多多知青身上所具有的品质，那是苦难的象征，也是苦难的光环。这种精神在知青一代人心血的浇注和激情的注视下传承，引人深思，让人振奋，因而记写苏琳的故事也就有了我感到的重要意义。

当和苏琳在电话里谈着北大荒精神在知青的下一代身上传承的话题时，我如是说。

当在邮箱里读着苏琳应我之约而写下的有关成长的经历时，我如是想。

知青，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称呼，不仅影响了如今已是花甲老人的一代人，也影响了我们的下一代，北大荒赋予知青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竟然成为两代人立足人世的根基。即使知青和知青的后代对于信仰有着不同的解读，生活和思维方式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两代人身上所共有的敢于挑战自己的不服输的精神却闪烁着一样璀璨的光芒！

还记得那个让千百万知青感到震撼的知青大返城吧。历经十年、十一年，当一代奉献了青春的知青又回到原点，他们发现在北大荒奋斗的经历已如大江东去，唯有战斗在那里的无所畏惧的精神仍像风化的岩石一样屹立在他们的心中。苏琳的父母就是这千百万知青大军中的一对知青伉俪。这对下乡十一载并在那里——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三团辰清四营结婚安家的哈尔滨知青怀抱着他们只有一岁零八个月的孩子苏琳返回到家乡。

苏琳的父母亲年轻时合影

一岁零八个月，可以说，这一段生活并没有给苏琳留下任何记忆。但是，谁能置否，就是那段没有给她留下任何记忆的时光，是她成长的摇篮，给了她一个特殊的身份——北大荒走出的孩子。

五岁的时候，已经认识了许多字的苏琳看到家里的户口本上自己的出生地不是哈尔滨而是孙吴，就好奇地缠着妈妈问了许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我生在孙吴啊？”

“孙吴在哪里啊？”

尽管小小的她没有明白妈妈说的“上山下乡”是什么意思，尽管她还无法知道那个年代父母所付出的艰辛，但是，她知道了，孙吴是北大荒，孙吴是一片黑土地，爸爸妈妈曾带着她在那片土地上生活过。

上小学的时候，苏琳就很记事了。

她记得，她的豪爽的爸爸，经常利用闲暇之余和朋友、战友、同事在家中聚餐。那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小屋子里，因为有着十个、八个人开怀畅饮时的朗朗笑声而非常的热闹。她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在屋子的角落里写完了作业后，被妈妈招呼到饭桌上吃饭，似懂非懂地听着大人们聊天的内容。

有一次，爸爸和叔叔们边吃饭，边商量着工作，有个叔叔说了一句：“这可咋办？真是太难了。”爸爸接过话头斩钉截铁地说：“咱们知青什么困难没有见识过，遇到困难绝不能后退，不能服输。”苏琳看大家伙都齐声地赞同，点头称是。“不服输”这三个字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她记得，心地善良的妈妈，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倦，整天为了家里的事忙里忙外，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爸爸和她。那时，家里住着小平房，需要挑水做饭，劈柴火，做煤球，生炉子，爸爸工作忙顾不上，脏活累活都是妈妈一个人来承担。但苏琳从来没有听到乐观的妈妈说过一句怨言，却时常听她和邻居阿姨说：“我不累，比在兵团时好多了。”当爸爸把叔叔们召唤到家中聊天时，妈妈总是喜气洋洋地忙乎着饭菜；邻居家有了困难，妈妈就赶去帮忙。苏琳想，妈妈那么瘦弱，哪来的力气呢？

父母的身传言教，浇灌着苏琳这棵幼苗。

她有着十二年的“班长生涯”：幼儿园的三年，她是班长；小学六年她是班长；初中三年，她还是班长。同学们喜欢和崇拜这个班长，不仅是因为她像妈妈一样，有一副热心肠，更是因为她的学习成绩无人超越。在工农兵小学和林大附中的九年间，苏琳创造了这样的成绩：十八次期中和期末考试，她全都名列第一名。

四岁的苏琳和父母合影

苏琳在林大附中上的初中，它是个只成立了三年，只有二百个学生的学校。小学毕业时，有的同学的家长或托人、或花钱把孩子送到了69中、17中等名校读初中，为孩子考上好高中苦心铺路。可是，苏琳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没有这个能力，懂事的苏琳不和别的孩子攀比，她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谁说在林大附中读初中就考不上哈三中，我就是要靠自己的实力考到三中去！”

哈三中，是黑龙江省重点学校，是多少孩子梦想的地方！有人说，考上三中，离考上大学就只有一步之遥了；还有人说，进了三中，就是进了上大学的保险箱。苏琳的妈妈对苏琳说：“孩子，你是最棒的，人生能有几次搏，努力吧。”爸爸最了解自己的女儿了，鼓励她的还是那句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孩子，就是要不服输，只要有不服输的劲儿，我就不信你不成功。”

一脉相承的积极向上的品德调动了苏琳骨子里的力量，让她的目标清晰。

有时厄运是不可预测的，就连一个孩子也不肯放过，就在苏琳满怀信心向哈三中迈进的时候，她遭遇了一场车祸。

离中考考试还不到两个月的一天早上，苏琳依然像往常那样骑车上学，突然，一辆疾驰的大公交车意外地驶上没有护栏的自行车道！周围的人们被吓呆了，毫无防备的苏琳连同自行车被刮倒在地，头重重地磕在地上，书包和眼镜都被撞飞了!

早上遛弯的路人急忙把已经撞懵了的苏琳扶起来，给她的家里打电话。苏琳被送到医院，经检查，她身上多处擦伤，后脑勺肿起来一个像鸡蛋大的包，医生要她住院观察。

为了不耽误上课和复习，苏琳没有住院，也不肯在家休息，她坚持每天放学后去输液治疗。

不服输的苏琳终于以哈市动力区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成为林大附中成立以来第一个考入三中的学生。她用自己的行动言说着一个道理，这就是：一个人的成长，最根本的因素是内力。

1996年1月，完成高中学业的苏琳进入高考前的总复习，准备迎接七月份的全国高考。

哈三中的高中同学合影，左一是苏琳

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高考是人生的一道坎，成功和失败，在此一搏！

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就在苏琳一心备考时，一向健康的父亲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

当苏琳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人事不省的父亲，看到母亲手足无措的样子，心里慌作一团！她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啊，不论是在农村安家，还是返城进了工厂，以及后来下海经商，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他都在尽着自己最大的能力，用坚强的臂膀为一家人撑起爱的蓝天，而今天却倒在了病床上。苏琳的心中好似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眼泪不由地像断了线的珠子似地滚落。

亲友、同事为苏琳的父亲担心，也为苏琳担心，这个刚刚19岁的孝顺的孩子，正处在人生关键的路口，能否会受到影响？

好在苏琳的爸爸终于醒过来了，从说话含糊不清到逐渐清晰。守在病床前，苏琳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琳琳，爸爸真是担心影响了你啊！”苏琳含着眼泪说：“爸爸，你放心，你好好地养病吧。”她有许多话想来安慰父亲，但是她知道，任何安慰的话语都不如自己成功，成功才是治好父亲疾病的最好良药！

冷静下来的苏琳进入了最佳的复习状态。

高考的那一天来到了，刚刚康复的父亲坚持要送苏琳去考场。路上，父亲说：“琳琳，父亲只是希望你要尽力！只要尽力了，你就是我的好女儿。”带着父亲慈爱的目光，苏琳信心百倍地走进了考场。

发榜以后，苏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全国排名第九的高等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的她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荣获了哈工大优秀毕业生的称号。

 在哈工大校园里合影，右四是苏琳

首都北京是许多年轻人挑战自己、改变命运的地方。2000年的秋天，大学毕业的苏琳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大唐电信集团下属的北京信威公司当上了一名普通的销售员。当时，信威公司是一个只有不到两百人的经营通信设备的公司，走进这个公司的苏琳珍惜这份工作，她知道，父亲重病在身，在家休养多年，全靠母亲的微薄工资养家糊口，自己有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多，但终于可以自食其力，能为父母减轻不少负担了。

不到半年，不怕吃苦、悟性高的苏琳就引起公司领导的注意。正赶上公司的无线公话项目遇到了困难，经理说“死马要当活马医”，把苏琳派到了山东。

无线公话项目就是要建立一个试验网。如果这个试验网能够达到客户要求，公司至少能拿下一个上千万的项目，一个月就能为客户创造三万元的话费收益。可是，第一个月试验网没有达到指标，公司又争取了一个月的时间，还是不理想。

。三十而立的苏琳

苏琳到了现场后，配合技术人员寻找最终用户。凭着当时的人手，一个月也难以完成任务，怎么办？七月下旬，正值大学放暑假，苏琳忽然想到了那些留在学校度假的同学，心想，如果能让这些同学利用假期勤工俭学，不是既让他们有了收入，又解决了人手问题嘛。

果不其然，招聘广告贴到校园里的当天就有人来报名了。苏琳把人员分成四组，分头行动。

七八月的济南，真是名副其实的“四大火炉”啊，天像是下了火一样。苏琳领着大家顶着炎炎烈日工作，几天内找到了三十多个最终用户。

第一个难题解决了，接下来是设备稳定性的问题。无线通信系统，复杂且容易受传输环境的影响，小问题时有发生，如果解决的不及时，影响了用户的通话质量，很有可能前功尽弃。这本是技术人员的工作，苏琳也和大家一起跑现场，分析和讨论，在中心机房熬到后半夜是经常事。有用户投诉，苏琳和同事还要给予客户详尽的解释和答复。

一个月下来，试验网的话费收入突破了四万元大关，直冲四万五，超出了目标的50%，试验网大获成功！

这一成绩完全超出了客户的想象，让他们深感意外，合同就这样签了下来。

对一个不足二百人的小公司来说，这一合同的签订无疑是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接下来的任务更重了。合同中涉及的山东十几个地市，苏琳都要去现场落实。她一个人拖着行李箱，在一天之内，赶乘大巴、中巴，要走三个城市，与各地市运营商交流，说服他们接受公司制定的方案，最终在山东十五个地市建起了信威公司的网络。

年轻的苏琳赢得了公司上上下下的认可，很快被任命为项目经理、部门经理。随着公司一步步的从一个不到二百人的小公司发展到拥有两千多员工的大公司，苏琳的角色一步步地转变，工作面一点点地变宽。公司给予她一个展示的平台，员工给予她诚信的支持，使苏琳从一个销售菜鸟成长为一个管理一百多人的大区经理，打造出公司几个销售大区里销售业绩最好的一个大区。

在最辉煌的2007年，她所率领的大区销售业绩达到了两个多亿，占公司整体业绩的五分之一。

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产业峰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客户参加。领导安排苏琳负责会务组的客户接待，包括客户的住宿、餐饮、车辆统筹安排，以及房间里的资料、果盘、每一餐的菜品、酒水、餐桌上的座次、接送客户的车辆等级，哪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有些公司的参会名单还在反复地更改，客户的行程也在不断地变化，而接待工作也就要随之调整，直到开会前的又一个通宵，会议指南才最终定稿、排版打印。

东方放白，苏琳松了一口气，一阵困意袭来：哦，为了完成任务，自己已经六十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在大唐公司，苏琳获得了公司的最高荣誉——大唐优秀员工。她贷款在北京买了间小房、买了车，成了有房、有车、月工薪上万的白领一族。许多人钦佩地说：“像苏琳这样一不靠父母，二不靠关系走到今天的人太少了。”

苏琳不满足取得的成绩，她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大踏步前进的时候，2007年，父亲患上了直肠癌的恶讯传来！

苏琳为多灾多难的父亲难过，她不敢想象父亲要经历怎样的病痛折磨！她更不敢想象会失去亲爱的父亲！她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请假回哈尔滨去伺候父亲。

当她和已经动完手术的父亲在一起时，面临死亡威胁的父亲深怕影响她的事业，一个劲地催着她回北京。并且在最需要钱治病的时候，父亲毅然决定卖掉宽敞的三屋一厨的住房，搬到了苏琳的母亲在林业大学分到的一屋一厨，而把卖房子的四十万元钱交给她，让她在北京还上房贷。

苏琳再也抑制不住泪飞如雨。她不想接受这笔钱，自打工作以来，每年她都寄工资回家，给省吃俭用的父母买衣服和营养品，并领着父母去各地旅游。她的一切努力就是要回报把自己培养成人的父母，让一生苦难的他们过上好日子、安度晚年。但她明白，在这样的时刻，父母倾其所有给予她的不止是钱，更是无私的父爱、母爱，是父母对她的一片期望！钱有价，但她从父母身上继承的精神力量无价，足以让她与时俱进，受用终生!

作为女儿，何以回报这比天高、比海深的爱啊？

苏琳知道，唯有不满足现状，再往身上加码，去实现自己认为更重要的追求！

2007年，信威公司的前任总裁创办了一家小公司——无线绿洲通信公司，规模仅为信威公司的十分之一。2009年底，在无线绿洲通信公司最需要打开市场的时候，前任总裁多次邀请苏琳到无线绿洲公司担任销售部经理。

苏琳(左一)和公司董事长(中)在大庆考察项目

信威公司的领导和员工都挽留苏琳不要离开。从2000年到2009年在信威公司整整干了十个年头的苏琳却看到人生给她提供了又一机遇。她认为，十年的奋斗把自己推上了一个已经不能再有发展的位置，虽然这个位置让她轻松自如但却使她的激情不再。任何发展都是从小处开始的，她希望凭借着自己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拾新的思路，寻求新的发展。

2010年2月，苏琳辞去了年薪不菲的信威销售部经理的工作，来到无线绿洲公司。一年以后，随着销售队伍的成熟，市场的打开，公司人员不断地扩充，管理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她同意了公司的安排，从销售转为管理，当上了公司总裁助理。

从一个点跳到一个面，学会从公司经营的角度看问题、抓工作，对于苏琳来说，是一次大转变。为了适应这个转变，熟悉研发的项目管理、生产的质量控制、人力的专业模块和财务状况的分析，头三个月，她的时间已经没有了白昼和黑夜。

在这期间，由于公司的研发中心由上海转至北京，管理中心由重庆转至北京。公司的组织构架重新调整，各项规范、管理制度也随之完善，苏琳每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为了保证高效率，做到既不让员工被流程、制度束缚了手脚，又不会导致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发生，苏琳在把握好这个度上付出了她的心血。

在无线绿洲公司，大家越来越习惯苏琳这个“大管家”的角色，遇到难题，或是不知道该找谁时，就来找她。而苏琳也觉得自己在管理上入了门，心里有了底气。

2012年5月底，苏琳被任命为无线绿洲公司副总裁，她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苏琳的父亲战胜了癌症的威胁，和妻子在风景区拍下的合影

问起苏琳一路走来的感想时，她说：“今后的发展如何，还需要时间来验证，但是，我会记住爸爸说的话：‘任何困难也难不倒我的女儿！’我的父亲战胜了两次大病的威胁，到2012年底，他动直肠癌手术已经五年了，可以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的父亲成功了，他以对待人生厄运的坚强毅力为我做出了最好的榜样！我时常提醒自己：苏琳，向父亲学习！苏琳，加油！把北大荒永不服输的精神传承下去！”

苏琳的话让我想起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个典故，当我把苏琳的话和我的感悟告诉了苏琳的父母时，高兴的他们感到无比的欣慰，连声说着：“好啊！好啊！”

是啊，多么好啊！虽然知青都已经进入了花甲之年，但是知青身上的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的精神却可以永远年轻！当一代知青笑着转身退出历史的舞台、渐行渐远时，从苏琳身上，我欣喜地看到，知青的精神正在下一代身上传承。

苏琳还很年轻，未来，对于她来说，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相信一直不服输地走到今天的她，一定会实现她的梦想！

永不服输是北大荒的精神符号

虽然绝大多数知青都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但是知青积极向上、吃苦耐劳的精神却可以永远年轻。当一代知青笑着转身退出历史的舞台、渐行渐远时，我们看到，即使知青和知青后代对于理想和信仰有着不同的解读，生活和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两代人身上所共有的敢于挑战自己的不服输的精神却闪烁着一样璀璨的光芒。

转载：东北网 http://cul.dbw.cn/system/2013/09/27/000721939.shtml

    近日网上传着对三代北大荒人划分的文章，文章用大量的文字描述了北大荒的开拓和建设，从正能量宣杨了十四万转业官兵、五万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二十万支边青年、五十四万知识青年和转业官兵、支边青年后代，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的丰功伟绩，文章值得给赞。但此类文对三代北大荒人划分的分析，笔者不赞同，现把不同见解分析如下：

文中引用2000年8月22日至23日，江泽民总书记亲临垦区视察，在听完垦区代表的汇报发言后他充满感情地说：“北大荒，全国有名，恐怕也是世界有名。北大荒的变化，是三代人努力拓荒、艰苦奋斗的结果，北大荒精神是三代人半个世纪艰苦创业中凝聚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

可见，“三代北大荒人”已成为一种概念化的语言，但对这一概念，一直没做出较科学的阐释，以至于这一概念缺乏明确的外沿和内涵，致使不同人有不同理解。笔者试就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三代北大荒人”做一粗略划分。

从中不难看出此文作者以笔者名称出现，在文中是个人见解。这个个人见解和分析，是在江泽民总书记在垦区视察发言后，引发该文作者试就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三代北大荒人”做一粗略划分的。

我的了解是：2000年前后，北大荒开发五十年之际，以江泽民为首的国家领导人，纷纷到垦区视察，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在研究汇报材料时，对北大荒三代提法，可以参考北大荒开发建设奠基人，王震将军1985年视察垦区对转业军人某个后代嘱托一句话的讲法，这句话就是：“你爸爸在北大荒当了爷爷，你将来在北大荒也要当爷爷，你儿子将来也要在北大荒当爷爷，再继续下去…。”这句话激发了垦区汇报起草人的思路，针对垦区大批转业官兵和后代仍在垦区的当年现状，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最终形成了：“为了北大荒的开发和建设，在北大荒的奠基者王震将军领导下，转业官兵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一句提法在汇报给江泽民总书记后，才引起江总书记后面总结的话。

我个人理解，一部北大荒的开发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军垦史，这北大荒三代人从军垦史上应这样划分：

北大荒第一代：1958年前随王震将军到农垦部所属的牡丹江农垦局、合江农垦局的转业官兵，支边青年和同期来场人员。含同期黑龙江省管农场和劳改农场人员。

北大荒第二代：以上转业官兵、支边青年为主体的后代，为北大荒第二代。

北大荒第三代、以上认定北大荒第二代的后代，即为第三代。

到如今这些转业官兵为主体的第一代，已安享晚年或以长眠在北大荒黑土地里；他们的第二代在垦区工作或已有的退休在垦区；而第三代仍在垦区，成为北大荒的栋梁，奋战在垦区各条战线上，这应该是顶天立地的北大荒三代人。

文中对城市知青是这样描述的：

为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从1963年至1976年，   共有54万京、津、沪、杭等城市知识青年和近10万大中专毕业生加入到北大荒人的行列中，构成第二代北大荒人的主体。

以城市知青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二代北大荒人在黑龙江垦区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首先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垦区的时间虽然只有10年左右，…他们在北大荒的历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用青春染绿了北大荒的原野，起到桥梁和过渡带的作用。

其次，传播普及文化、教育、科技。到垦区的城市知青和知识分子数量大、年龄小、文化程度高，是一支充满朝气的队伍，他们的到来，为垦区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城市文明，也带来了中国青年追求理想，建功立业的可贵品质。对北大荒再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广大知青是北大荒人中流动性最大的一支队伍，在那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离开了这块土地，但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北大荒人。因为在北大荒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了一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也许，当年有些知青曾怨恨过这片土地对他们的摔打和磨炼。但几十年过后，他们回头反思时，都深深怀念这片土地并感谢这片土地的馈赠是生命中永恒的财富。艰苦卓绝的垦荒生活铸造了他们刚毅顽强、百折不挠的北大荒人性格，北大荒精神的感召和影响形成了他们不断开拓、勇于进取的北大荒人的品质，他们的人生在北大荒得到前所未有的历练。有的知青还成为国家领导人。

对于知青，我赞同该文作者对他们评价，我个人认为这五十四万知青，在垦区流过汗、流过血，有些知青牺牲在北大荒这块土地上，垦区史志上会永远牢记他们的功绩的。

但北大荒，从1947年建局的第一个农场宁安农场诞生，到今年己七十年了。以大批知青在恳区十年工作来划分北大荒三代，我认为不妥，他们这批知青在北大荒七十年开发建设中是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带。至今他们己大部离开垦区40多年了,他们的子女基本没在垦区磨练过。这些子女出生、成长在父母返城后的城市中，和垦区开发和建设无关。

那么这五十四万知青为那一代？我认为他们和我划分的北大荒第二代，同为第二代比较合适。我举个例子：

1993年，王震将军在时仼国家副主席位置上去世，总局组成赴京吊唁团。成员代表有

1.总局局长刘文举

2.老红军代表高大钧

3.转业官兵代表张汉荣

4.知识分子代表张囯范

5.北大荒第二代、铁道兵第二代代表黄黎（我本人）

6.城市知识青年代表陈京培

7.牡丹江农管局局长王文斌

8.总局驻京联络处选派的代表

从中可以看出，总局安排城市知青单列，和我这个北大荒第二代并列的。而且我多次以北大荒第二代代表参加垦区内、外有关北大荒官方活动。如按该文分析：我爸、妈转业官兵为第一代，我成为第三代合适吗？如按年龄分，我家子女四人，两人出生五十年代初，两人出生六十年代初。爸、妈第一代，这四个子女均划为三代，合适吗？不人为空出个第二代吗？如不针对个人，当年铁道兵和转业官兵子女很多生在五十年代初期，怎么划分代？

对此类文其它剖析：该文冠以北大荒史志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团委行文，但文中出现笔者字样，显然是个人行为。此类文引起转业官兵后代非议，并转给我看，才引起我的注意。

经了解北大荒史志、北大荒作家协会等有关人员，此类文写于2001年，作者为总局史志办当年工作人员刘文涛。此文曾刋登在黑龙江史志和北大荒史志上，署名为刘文涛本人名，属个人作品。刘文涛现早已调离垦区，在南京市博物馆工作。刘文涛爷爷是1955年农建师二师、转业到北大荒二九0农场的转业军人。刘文涛是当地公认的北大荒第三代，而不是该文应分析的北大荒第四代。

经了解农垦总局团委，农垦总局团委网站是转了此类文，但消息来源写上了北大荒史志，该类文又被红色边疆荒友网转发。

综上所述，农垦总局团委网站，引用总局史志办曾在此工作人员刘文涛个人文字作品，变成农垦总局团委、北大荒史志单位名称。严格说侵犯了刘文涛本人作品著作权，很容易引起诉讼的。而刘文涛个人对北大荒三代人的划分见解，是个人行为，是允许本人作品发表和读者互相争议的，但是另一回事。

此过程引起了北大荒作协、总局团委等有关单位一些人的关注。总局团委网站和红色边疆荒友网站，均表示网上该文不能改为作者刘文涛本人名。一登网上文字就不能更改，只有删除此类文了，应答复准备删除。这和本人建议改为刘文涛本人名提法不相符了。不过也是一种解决方式。

由此看来，转发别人署名的作品，应尊重本人的作品权。不要不了解情况乱冠其它名。在刋登时最好写上转载、转发字样，  同时如有发表时间，刋登在何刋物上这些字样，越详细越好，以免容易引起争议和诉讼。

2017年2月26日

截至2016年3月末，北大荒集团自办社会机构共1799个，其中教育机构251个，公检法机构364个，医疗机构295个，市政机构67个，供水供电机构50个，自办社区机构662个

日前，北大荒集团公告，取消一笔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发行，计划好的钱落空，煮熟的鸭子飞了，对于资金饥渴的北大荒集团来说，这不是最痛苦的事情。

要管60多万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这是北大荒集团的大难题。

办社会的特殊企业

建国初期，数万名解放军解甲归田，将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开垦为北大仓，由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北大荒集团所在的5.5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度亦兵亦民，至今还亦官亦商。

北大荒集团承担着必要的政策性、社会性职能。其主要社会职能包括：义务教育、卫生防疫、社保统筹、公检法、土地管理、安置复员转业官兵、道路修建、小城镇建设等方面。

截至2016年3月末，北大荒集团自办社会机构共1799个，其中教育机构251个（九年义务教育机构181个），公检法机构364个，医疗机构295个，市政机构67个，供水供电机构50个，自办社区机构662个（其中：养老院15个，广播电视台站91个，场代乡政府124个，护林保胶机构11个）。

2015年，北大荒集团补贴社会性支出32亿元，其中补贴教育机构支出2亿元、补贴公检法机构支出1亿元、补贴医疗机构支出2亿元、补贴供水供电供暖供气等机构支出2亿元、补贴社区机构支出23亿元。此外，北大荒集团“五项保险费”持续大幅度增长，其中，农牧场的“五项保险费”占年度土地承包收入的30%以上。

北大荒集团自己总结说：“沉重的社会性支出导致公司负担加重，严重影响了垦区发展。”

巨额的社会支出压力下，北大荒集团的财务报表让人眉毛揪成了一团。

北大荒集团办社会投入的金钱，要计入到公司的营业外支出中。北大荒一年的营业外支出，2015年一年接近130亿元，增幅18.83%。北大荒集团下属农场还承担所属辖区的公共事业管理，如学校、派出所、医院、社区等，且事业单位支出占营业支出的97%。由于事业人员调资、社会性公益性经费支出增加而导致社会性支出增大，从而使营业外支出增加。

北大荒集团拥有中国最肥沃的土地，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北大荒集团的前任掌门、如今身陷囹圄的隋凤富在任期间喊出成为世界500强的目标。如果没有办社会的包袱，世界500强并不是空想。

以2015年为例，北大荒集团补贴社会性支出32亿元，是当年北大荒集团净利润约0.5亿元的64倍。如果没有办社会的巨额支出，北大荒集团可以是另一副模样，可以更光鲜。

当然，办社会对于北大荒集团来说并不仅仅是包袱。北大荒是国家重点农业企业，每年享受大量政府对农业行业的政策扶持（如运费补贴、亏损补贴、奖励资金等），其营业外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补贴。2013~2015年及2016年3月，北大荒集团营业外收入分别为78.5亿元、82.1亿元、98.4亿元、10.3亿元，一半以上是政府补助。

即便如此，大量的政府补贴还是无法填补办社会的巨额支出，以2015年为例，北大荒集团营业外收入与支出相抵，还有30多亿元的亏空。

历史包袱难解

隋凤富因受贿罪被判入狱时，曾有东北的朋友认为北大荒集团的一地鸡毛不能全怪隋凤富。

北大荒这些年搞的工业项目，不少亏损。但是也有九三集团这样的异数，早早走出东北，在关内的天津、广西等地布局工厂，使用进口大豆，拓展全国业务。北大荒集团旗下的完达山乳业，在国内乳业市场一方诸侯的地位无人能质疑，利润表现中规中矩。而北大荒的王牌，坐拥数万平方公里肥沃的黑土地，每年为北大荒集团贡献近百亿元的土地承包费收入，稳赚不赔，毛利率百分之百。

不过千好万好，一家大公司遇上了办社会这样的大事，再多的利润也不够烧。

截至2016年3月末，北大荒集团拥有在职员工约62万人。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来观察，北大荒集团理论上不需要这样多的员工。

2015年，北大荒集团资产1928亿元，收入1313亿元。同期，业务有不少相似之处的中粮集团资产约4600亿元，收入约4000亿元，是北大荒集团的2倍以上，但是中粮集团的员工总数只有不到10万人，比北大荒集团少了50万人以上。

北大荒集团要在国内市场成就一番事业，与中粮集团等平分秋色；在国际市场上想呼风唤雨，与跨国粮商同场较技，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减轻包袱，势在必行。

如果按照中粮的员工规模来改革北大荒集团，意味着几十万人需要分流和重新安置，无论北大荒集团还是其所在的黑龙江省，预计都将头大如斗。

知易行难。能为北大荒集团改革提出整体解决方案的人，必将是时代风云人物。

　　个人简介:王国庆,江苏无锡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五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副台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并曾担任党的十八大新闻发言人。

□　记者　王斗斗

一周前,记者采访王国庆,问他:“首场发布会打算戴什么颜色领带?”

他愣了下,瞬间乐了:“这个得听老伴儿的。”

“看您去年戴蓝色的,今年还会戴吗?”

“不好说,不知她今年的审美观有没有变化啊!”王国庆呵呵直笑。

3月2日下午3点,全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上,65岁的大会发言人王国庆准时出现,他系了条蓝色领带。

一条领带,一本书,一堂课,一次挑战,一种担心……与王国庆的对话,由这些细节构筑起来。

　一次挑战

2015年12月,全国政协有个外事活动,王国庆陪同领导参加。

活动开始前,政协一位分管领导直接通知王国庆:“你来接吕新华(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担任明年的大会发言人。”

王国庆第一反应是拒绝:“是否还有更合适的考虑?”

“不是征求意见,已经定了。”

接到任务后,王国庆冷静下来,一琢磨,哟,这可坏了!他随便设定几个问题,该怎么回答,脑袋空空。

王国庆任职国新办副主任13年,曾推动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那段时间,他负责对外新闻宣传,每天要看大量文件,经常是一上午不离座位。

2013年3月,王国庆从国新办岗位退下,到全国政协任职外事委副主任,材料、会议相对少了,他坦言,“人总是有惰性的”。

一些新闻发言人爱和他开玩笑:“哟,你把我们推成发言人了,自己倒是清闲了。”

王国庆爱笑,说:“看我这回又架在火上,他们得意了。”

聚光灯下,摄像机前,王国庆因其爱讲故事,被称为中国故事的代言人。而这些光彩、称号,在他自己看来,都是压力。在他这,只有俩字:挑战。

去年全国两会前,王国庆恶补了一个多月。今年春节前,他已在委员驻地“封闭”准备。

“至少,问题出来,别一脸茫然。”王国庆说,作为发言人,得负责任,回答“无可奉告”不行,乱说更不行。

一种担心

发布会前几个小时,会做什么?

去剪头发。

真的?

真的!

王国庆捋了捋头发,说:“年纪大了,不理发,电视照出来,头发显得太少。”

在今年政协首场发布会上,一个关于“亲清”政商关系的提问,让王国庆有点纠结。

他出生在江苏无锡,在上海长大,乡音难改,“亲”“清”二字,中文发音,发不标准。怕大家弄不清楚,他特别用了“CLOSE”和“CLEAN”,作出解释。

一场发布会,只有90分钟,若干大小细节,他都得考虑全。王国庆当过记者,他最担心,记者们“白跑一趟”。

“要让媒体觉得,这个发布会,来得值,想要的,得到了,没想到的,也有意外收获。”他说。

去年政协发布会,有个变化,首次从交替传译,改为同声传译。

“交替传译相对保险,对发言人压力小些,缺点是花时间多。”为了多给记者挤出几个问题,王国庆他们下了很大决心,作出改变。

2015年政协首场发布会,有13位记者提问。

2016年,王国庆“首秀”,他回答了17位记者的问题。

今年,有18位。

这两年,王国庆极力主张“多些沟通”。他的微信,有几十个媒体群,谁有意见,谁关注啥,@王国庆就行了。

去年,他和他的团队收集梳理了1400多个问题。今年更多,有1700多个。

“做好供需对接嘛!”他说。

一堂课

去年主要忙啥?

讲课。

在哪?

最常去中国传媒大学。

2016年,王国庆给各地官员和发言人,做了几十期培训。

课堂上,有句话,他是必提的:“不要给记者讲课,他们不是你的学生。不要给记者作报告,他们不是你的部下。”

他解释说:“不少新闻发言人,高高坐台上,觉着自己是领导干部,把媒体记者当成部下,有的还训斥记者,还有的把自己当老师。”

在王国庆看来,媒体与发言人是平等的。“发言人和媒体记者的关系,应该是合作伙伴关系”。

一次偶然机会,王国庆同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交流,对方提到一个观念,让王国庆心里一震:把媒体记者当作客户。

这个好!他心想,什么时候领导干部面对记者,都能有这种理念,很多事,就好办了。

培训时,他总爱举一个例子:他陪老伴儿逛商场,卖衣服的导购特热情,这个款式不喜欢,立刻换一件,这个号码大,再拿件小码,简直是百挑不厌。弄到最后,你自己不好意思了,买吧!

“发言人要把媒体记者当成客户,当成挑战者,而不是挑衅者,是来帮助自己的,从感情上,慢慢转变。”王国庆停顿了下,说,“当然这条路还很长”。

一本书

2015年10月,一本名为《闪亮的岁月》的书,对外出版。书中,一张黑白老照片中,王国庆头戴前进帽,身穿劳动服,被几十个编织篓和酒桶包围着,脸上可见青少年的稚嫩,他右手举着仪器,正检测入库酒的酒精度。

那年是1969年,王国庆17岁。

48年前,一趟知青专列驶出上海彭浦车站,火车走了三天四夜,1969年5月18日午夜,王国庆在竖着“兴凯站”站牌的小站,被通知下了车,开始了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业三连的知青岁月。

王国庆在上海长大,刚到北大荒时,他觉得新鲜:天亮得特早,小马驹到炕头边拱他起床,田野一望无际,山岭连绵起伏。很快,新鲜感被顿顿吃的碴子饭、玉米面窝头、大葱蘸酱替代。

王国庆也没指望离开。“北大荒人相信实干!你能扛起大麻袋,他们就佩服你!你干活不惜力不叫苦,他们就认可你接纳你。”王国庆回忆,在粮库,收粮入库扛麻袋,他没偷过懒；出口大豆装车皮,他没耍过滑；早晚“打突击”,他更没拉过空；在酒厂,烧锅炉、粉碎烧酒料,他常是白天连着黑夜干。

1077天北大荒日子里,王国庆入了团、入了党,被推荐第一个离开连队,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

“我们经历了,付出了,收获了。”王国庆手拿《闪亮的岁月》,作为主编,他花了整整一年,逐字逐句改,有的干脆重新写。他说,这是大家含着泪写下的文字,这段记忆不应被忘却。

离开北大荒后的40多年里,王国庆留过学,从事过对外广播,当过记者常驻国外,担任过媒体管理人员,在中央机关担负过领导工作。他说:“回看我的人生经历,我最重视哪段,这本书就能给出答案了。”

“北大荒的黑土地,让我懂得太多。”王国庆放慢语速,“归根结底,让我学会了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我非常庆幸当年自愿下乡时选择了八五八农场。这座农场是1958年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时创建的。这些转业官兵发扬“南泥湾精神”，头顶蓝天、脚踏荒原、人拉肩扛、搭马架睡草铺，战胜了重重困难，在茫茫沼泽荒野上建起了一座座大型农场。1968年我们下乡的时候八五八农己经是一个拓荒20余万亩,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的机械化国营农场。现今大力提倡的北大荒精神，就是这些转业官兵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坚韧意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一下乡就坚定地把这些转业官兵们作为学习傍样，处处事事跟他们学，一心想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为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做点贡献。

我们十八连共有十三名58年转业官兵，包括连长刘天银中尉、前任指导员张文德士官、后任指导员李子敬下士、一排长张志华士官、三排长杨金德士兵、四排长刘其友步校学员( 准尉) ，还有作为普通职工的陈光伟中尉、王绍才中尉、夏志忠少尉、陈金友士官、候世川中士、王者兴士兵、孙都军士兵。有这么多优秀的老军官、老战士带领，18连象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老连长就是这个家庭的家长，这些转业官兵就像知青的兄长，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几十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是那样温馨美好。

老连长刘天银的事迹我和其他荒友已经写了很多文章，本文就不讲了,主要讲讲其他转业官兵的事迹。

我们一排58年转业官兵最多，有八人。我先后当过一排的榨油二班和搬运三班的班长，这些都是转业官兵陈斤友和王者兴主动让出来的，为的就是让知青们担当更多的担子，经受更多锻炼，更快成长。我当过班长的这两个班里有过六名58年转业官兵。除陈金友和王者兴是老班长协助我工作以外，还有陈光伟、夏志忠、王绍才、孙都军,都是班里的“兵团战士”.他们中一共有二位中尉、一位少尉、一位士官、两位列兵。老八五八农场转业官兵号称有三大才子、四个小鬼，三大才子全都在我的班干过。陈光伟是大学文化，部队的马列主义教员，有很高的英语水平，属于理论、外语才子；夏志忠高中文化，曾撑起大半个副业队，生意场上的鬼点子又多又精，属于商业才子；王绍才高中文化，原农场宣传部副部长，出口成章广引马恩列毛，下笔千言不离唐诗宋词，是号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杂家才子。夏志忠因诡计多端、随机应变，还被称作老农场四个“小鬼”之一。我们班真可谓人才济济，我这个班长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先得月，曾经得意地自称是“全连级别最高的班长”(见照片)。尽管三个尉官在57年都被划过“中右”，其他士官和老兵平时的话也不多，可他们都是农场的创始人，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人产生由衷的敬意。在和他们共同生活工作学习的日子里，他们通过一件件小事、每日每时的言行深深地影响着我。有这么多的好师长在身边带路又身处艰苦奋斗的环境，我的进步在18连知青中总算是比较快的，年年都是五好战士，还被评为连里青年标兵。

薛克建：无怨无悔献终身——记我们班的转业官兵

做水泥管了。和我共事最长的当属陈光伟，他和我一起扛过麻袋、榨过油，相处4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关在老加工厂的“牛棚子” 里。1957年他在部队曾被错划为右派，反右结束时又被改为“中右”，属于说错话、办错事的“人民内部矛盾”。可文革中农场的造反派搞极“左”，硬是把他当成“地富反坏右揪”了出来，关进“牛棚”劳动改造。我们知青刚到加工厂,领导就把看管“黑帮”的任务交给我们，说是先让我们上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教育课”，实际上是老职工都不愿干这缺德事推给了我们。老连长一直都是看不惯极“左”那一套的，那几年造反派总想抓住老连长的一些话和事把他打倒。可老连长战争年代是一级战斗英雄，垦荒时又是模范，造反派实在找不到理由整他。没想到这次老连长竟安排我和里一个哈知青孙锦国值夜班看“黑帮”管”“牛棚”，让小童白天看管“黑帮”领着干活。这叫我们俩大吃一惊。我父亲那时还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关在“牛棚” 里，孙锦国的父亲因“特嫌”同样被批斗。我俩早就如实的向领导汇报过，老连长也了解，却还这么安排，一定是有用意的。我俩坐在宿舍里捉摸了好长时间，找出两个理由：一是我们俩的父亲遭遇和关在后边小黑屋的“牛鬼蛇神”一样，连长相信我们一定会善待他们，绝对不会象副业队造反派那样打人；二是信任我俩，同样也是在告我俩“牛棚”里的也是好人。

关“黑帮”的小屋就在我们宿舍后边的一个茅草房里，里边住了三个人：陈光伟——“右派”。褚九山——“地主孝子贤孙”，杨吉业——“富农孝子贤孙”。原来造反派们嫌农场的地主富农太少，就连地富的儿子也都当地人抓，根本就不管什么“不唯成份论”和党的政策。当时可想不到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我的班里的成员。当我听说这里有一个解放前的大学生，还是部队的马列主义教官，我就好奇地仔细观察了一下陈光伟。他四十多岁，细高个，脸色略黑；尽管瘦点儿，还算健壮；高鼻梁带付眼镜，如穿上长袍就是一个地道的老学究了。(见照片)此人嘴唇略厚，一看就是个有知识能说会道的人。
我和孙锦国值班的头一天晚上就听说：原来的看管人员一到晚上就在外边把门销上回去睡觉，里边的人起夜出不去，只得尿在屋里。冬天屋里很冷，尿虽冻成冰还是很难闻的。领导交待我俩看“牛棚”时没明确说是脱产，我俩也不想脱产，因此不能整夜守在那里，那明天还怎么干活？所以一到晚上我们就把锁头和钥匙一起交给这几个“黑帮”，让他们在屋里边把门销上。开始陈光伟还不明白，问我俩：“门在里边锁上，那匙钥怎么给你们呢？”我说：“钥匙就放在你们那，起夜时打开出去，回来再锁上。”杨吉业这小子平时嘴就不老实才惹的祸，这会儿而不偷着乐还问我俩：“就不怕我们跑了？”气得我没好脸的回了他一句：“要跑你早就跑了。”

过了两天老连长告我俩：“这些人干活太累吃的又不好，身体要是垮了会影响工作的。我已经告诉他们的家属，晚上给他们送饭来”。这下我和孙锦国明白连长让我俩看“牛棚”的意思了。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的家属就来给送饭了。杨吉业是老婆一个人来的，褚九山的爱人是党员不便来，让儿子送来的。只有陈光伟是全家都来了。他爱人是“山东支边青年”，带着姑娘和儿子一起来看他。送什么吃的，我俩从不检查，但可以断定陈光伟的饭是最多最好的，看来他一定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亲人相见的情景，一下子就想起我下乡离家的前一天晚上和父亲见面。那是我找了很多人、多方努力，看管我爸爸的造反派才同意我去“牛棚”见父亲20分钟。造反派一声吆喝我父亲走了出来，先向造反派弯腰“请罪”，然后和我草草谈了一会儿。看着老父亲的样子我真是悲愤交加。现在他们的相见勾起了我的伤心之处，顿时两眼发酸眼泪差点没有掉出，好在是晚上谁也看不出来。我看了一眼孙锦国，他的眼睛小天又黑没看出有什么变化，此时他的心情一定和我一样难受。

农场的造反派一直认为老加工厂总不召开批斗会，“阶级斗争的盖子”还没揭开。加工厂的那两个造反派也认为是老连长有问题。证据之一是他曾说过：“一开会他就头痛”。可他俩人少势弱，在加工厂根本就掀不起妖风来。副业队的造反派早就想插手帮一把，就提出要与加工厂联合开搞批斗会，目的就是想掀起一股妖风把老连长揪出来。在当时这种要求是不能拒绝的，老连长必须应付一下。于是就把联合批斗会的事跟我们的知青老大哥张广兴说了，让他准备一下批判内容。老大哥很敏感，副业队原来每天只在自家门里批斗“黑帮”，这会儿提出联合召开批斗会这里肯定有问题。老连长告他说“是针对我来的”。张广兴提出得反击他们一下，老连长说“隨他们去我不怕”。老大哥回来就与知青们一起商量对策，大家都对副业队造反派的做法十分反感。最后大家觉得要变被动为主动办法只有一个：表现得要比副业队造反派更狠更“左”。首先先得狠批已被揪出来的加工厂“黑帮” ，来抢占批斗会的制高点，一举掌握这场批斗会的主控权。老连长听说我们要批斗加工厂的人，就先找了个理由把陈光伟支开，保护起来。老连长战争年代是机枪连付连长，他曾讲：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死在他枪口下的敌人数都数不过来，同样机枪阵地也是敌人炮火打击的重点对象，敌人一阵炮火复盖过来战友就倒下一片。有一次战斗下来，全连一百多人就剩几个人，因此他对活着的战友的感情很深。虽说陈光伟和他不是一个部队的，可对战友的关怀是一样的。批斗会一开始，加工厂知青抢先上台，大喊一声：“把加工厂的牛鬼蛇神带上来”！童森瑞和关汝臣就把诸九山、杨吉业押了上来。可随后张广兴率先发言，滔滔不绝把阶级斗争的意义说得头头是道。口号喊得响亮有力，远比副业队造反派们有理论有水平，一下子把他们的气焰压了下去。那些想把矛头对准老连长、攻击加工厂右倾、不抓阶级斗争的人没找到任何一点理由。可是我们这帮小青年一“左”起来也刹不住车了，趁势又把引来外鬼的加工厂造反派张某某也打成反革命押了起来。把造反派押起来，这在当时可不是件小事情，张某某也很不服气。叫他跟“黑帮”一起排队他不干，非要站在边上走当领队。陈光伟个高是个排头，我们就叫他陈紧跟在张后边走，不管他到那都着排队跟着他，不愿排队也得让他排着队走。张不听话，小童就让他上一边撅着低头认罪。他说：“我是造反派不会撅着”小童就说：“那你怎么会叫别人撅着低头认罪呢？”随后一摆手，“杨吉业你过来！给他作个示范。”杨吉业这小子马上走过来，大弯腰120多度做了个样板。我也想让陈光伟也出出气，我叫陈光伟也给这个昔日造反派作个样子，教教他。老陈也很认真的来了一个90度标准动作，我想他俩做示范时心里一定会偷着乐。张某某就是不弯腰撅着，小童就叫杨吉业、储久山按他的头，教他怎么做。副业队是造反派按夏志忠等“黑帮”的头，可加工厂却是“牛鬼蛇神”按造反派的头。这叫农场和副业队的造反派都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加工厂变了天。只是此时现役军人已来农场组建兵团，才没敢来加工厂兴师问罪。这可能就是副业队和加工厂合并组建十八连以后，张文德指导员不喜欢加工厂的知青，临走时唯独不与哈尔滨知青照象的原因。这也是我们家工厂知青一直看王正亮副连长不顺眼的主要原因。这次批斗会搞极“左”肯定有负面影响。储九山、杨吉业后来知道了因由，原谅了我们。可副业队的知青们和老职工一直对小童、小关的行为有看法，我和孙锦国那会儿不能出头反而成了好人，这可真是难为小童和小关他们俩了。

当时边境形势越来越紧张，打仗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1969年元旦前后要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进行到连队一级，基层按照毛主席“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指示开始“落实政策”，没有多大问题的“牛鬼蛇神”纷纷被解放出来。陈光伟、储久山、杨吉业也都“摘帽”，成了我们班的兵团战士，大家朝夕在一起干活学习，接触多起来，也开始工农个深入地相互了解了。

我发现陈光伟干起活来和被改造时没什么两样，还是那样抢着干，叫干啥就干啥。学习时总是小心翼翼，发言时决不离开“两报一刊” 的说法。他的发言总是慢条斯理，分析问题有条有理逻缉性强，不愧是大学生、马列教官。那时农场的大学生很少，可能只有两个人，我们班就有一个，还是解放前上海的大学生，全农场只有他可以熟练地用英语听说读写。了解到这些，我开始对他越来越感兴趣，他身上有很多的迷吸引我。他上的什么大学？为什么参军的？又怎么成了“中右”？怎么来北大荒的？后悔不后悔？……。有些问题可以在班里学习时问一问，有的就只能找机会慢慢了解了。

我在班里学习的时候有意地问了陈光伟一些问题，我问他：你家庭生活不错又在上海上大学，据说上海人不能吃苦，你怎么想起参军呢？他讲：他生在福建，小时候在厦门，那时到处都有因贫穷饿死的人，还经常看到日本浪人欺侮中国人，对旧中国政府对外软弱对内欺压百姓非常不满。解放战争时期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毅然投笔从戎参军报国了。其实他只说了个大概没敢细讲。我又问他怎么来北大荒了呢？他讲：在部队说错了话，犯了错误，到北大荒来锻炼改造的。还是讲个大概就是不敢细说。

可说起来到北大荒后的艰苦奋斗来，他就和其他转业官兵一样滔滔不绝了。他讲：那年冬天，卡车把他们这些转业官兵拉到了大雪茫茫一片的荒野地，领队的人下车，用手一指这旷无人烟的地方说：“下车，到家了。”大家赶紧下车，砍树枝搭人字架，割荒草苫上去就成一个小草屋。没有床就割树枝先在地上铺一层隔潮，再割一捆捆草铺在上面搭上地铺，这就是他们到八五八农场后的第一批“建筑”(见照片)。当时就连这种草房子都不够住，大家还得挤着住。睡觉时还得一个人头朝前另一个人头朝后，不然挤不下。单薄的茅草房根本抵挡不了北大荒的寒冷，头朝前睡的冻脚，脚朝前睡的冻头。北大荒有几怪，其中之一是“吃水用麻袋。”他们喝水就到水边用镐铇冰，再用麻袋把冰抬回来烧水喝。菜几乎顿顿都是吃冻白菜和冻罗卜，能吃上冻土豆就算改善生活了。难得吃上点肉。春天开荒种地时没有拖拉机就用人力拉犁翻地( 见照片4)。那个时候是他们这些转业军人仍然在预备役中，是种地的军人。没有播种机他们发明了“裤插机”：用裤子装满种子捆住裤腰放在肩上扛着，两手把住裤腿角控制流量边走边播种，一不小心撒多了，春天地里会鼓出一个个小芽苗包来。到了夏天，荒无人烟的北大荒蚊子和小咬多得无法想象，一群群蚊子飞起来就象一团团的黑烟，一片片小咬飞起来雾蒙蒙一条一条的。我们下乡的时候听说蚊子和小咬已经少多了，可我们还曾创造过一巴掌拍死40只蚊子的纪录呢。小咬出来的时候，为了防它钻进头发里咬人，我们都用衣服把头包起来，自称是巴勒斯坦游击队。只露在外边看路和通气的小脸，手里还得拿着一棵小草，在眼前晃来晃去驱赶蚊虫，我们开玩笑叫它隐身草。还学崂山道士互相问：“能看到我吗？”你要是说：“看不到了”，对方就会装作“隐身人”掏你兜里的东西。我们经历过大量蚊虫的叮咬，就能够想象出建场初期时蚊子和小咬多的可怕程度，没到过北大荒的人是想象不出来的，就是现的北大荒人也只能想象几分。这些困难，每一项对转业军兵都是很大的考验，需要坚强的意志韧力才能去克服。
说起当年艰苦奋斗来，陈光伟曾深有感触地说：“农场创建时的第一批连长、指导员过早地都死光光了，都是累死的。”他的说法，《八五八农场史》也有详细的记载：农场的早期领导人，老红军萧天平、曾柯等人，60年代病逝时都只有四十几岁。在战场上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了垦荒的战斗中。虽然他们已经在几十年前就英年早逝了，但他们始终是我们知青心中最可爱的人，最尊敬的人。

时间一长，大家相互有了了解，有了感情，说起话来就少了几分戒心。陈光伟开始叫我薛班长，慢慢的就亲切的改叫小薛了，可我一直尊称他为老陈。平时大家在一起可以无话不说，后来发展到有说有笑、打打闹闹，老陈也有了笑声。他的笑很有特点，一笑就脸微微向上：“哈、哈、哈哈！”不属于扬脸大笑，可算是扬脸中笑，笑得那么朴实又那么尽情。慢慢地老陈也愿意和我们述说他的经历了。他在福建长汀读高中时，曾集体参加过“三青团”。1945年上了江西南昌“中正”大学。不久他就对国民党腐败政府失去了信心，校内国民党“三青团”总登记时，他拒绝登记，退出了“三青团”。在地下党的影响下，他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当时他热情高、敢出头，47年夏初大学生组织的反内战逰行，他是撑大旗的两个人之一。1948年这所大学发动“争自治、反迫害”运动，吓得反动校长林一民离开学校，系级联合会控制了学校大权，他是七人主席团中的一个。到了暑假学生散了，反动军警进入学校，他和九位同学被开除学藉。当时还有一个“特刑庭”专门抓捕镇压学生。解放后，南昌历史博物舘中保存着一份当时特务要抓捕的三个学生的名单，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蒋介石的中正大学里参加革命的。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抓捕，他跑到上海，又利用家庭关糸进了教会学校沪江大学。一解放，他没等完成学业就积极报名参加了解放军(见照片)。刚解放时部队里大学生很少，他被分配到总后勤部西南军区重庆办事处，任中级马列主义夜校理论教员。听他讲课的全是少尉至少将级军官。在“反右”的时候，他提意见说过“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话。还有他看到有些中央领导人出国回来，在重庆接风宴上吃小乳猪，不少人还带上四川买的大皮箱和籘器家俱，从水路运回北京。他们私下议论，认为共产党人变了，要学国民党了。就因为这些话，他成了总后勤部第一批右派，过后又改成了“中右”。其实“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今天看也没什么错，老陈的话是指教育、文化艺术方面，你在没成为内行之前是没法实施正确领导。领导得尊重科学，如果你成了内行再说你不能领导，那才是错的。我们党为使干部尽早成为内行，曾在58年把大批老干部下放基岛层锻炼。象商业部副部长胡立教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当地委书记；黑龙江省副书记于杰到嫩江地委当专员；副省长于天放到牡丹江当专员；我父亲也从省总工会到了基层企业锻炼。这些说明我们党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老陈的话正好和一些著名右派“攻击党的言论”一样，被人抓住上纲上线。老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他诚恳地告诉我们这些小青年，当年他说这些话，都是因为肩章上少给了一个“豆” 闹的，让我们千万别学他。可我心里却在想：老陈提的意见，比如批评某些干部腐化，并不是全无道理。为什么不能有则改之、无则加免的对待这些意见呢？

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撤消的时候，老陈被分配到了北大荒。对此老陈毫无怨言。他说自己这个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需要到最基层改造锻炼。何况那么多老连长这样的战斗英雄和老红军、老八路都能来，自己就更没什么说的。他和其他转业官兵们一样，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看见过没有饭吃饿死人的情况；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人多地少粮食还是不够吃的，所以能够理解国家为了解决吃饭的大问题，动员大批干部到农村边疆艰苦奋斗。当年十万转业官兵开赴北大荒时的口号就是：“开垦北大荒是为了祖国，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这就是他们开赴北大荒的目的和决心。(见照片5)。
老陈在文革前是农场总库主任。那时各种物资、另件、粮食都在总库里，兵团组建后物资和另件库才从加工厂划到团部物资股。那时他从不坐在办公室里，成天就象一个搬运工什么活都干，难怪后来在我们搬运班扛起麻袋驾轻就熟呢。文革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级派来的社教工作队，看到他在粮库晒场上干活的表现，在首场宣讲时就大力表扬他，说他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好典范。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在我眼里已经是个地道的劳动者。他在被管制期间，他曾跟“杂家才子”王绍才斗嘴打赌，成功的扛起两麻袋玉米（340斤）从粮库里边走向大门，赢了五毛钱。在班里干起活来他总是抢在前面，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比青年人少干。按说大学生是五谷不分的，可他家的园子收拾得有条有理，黄瓜、西红柿、蔬菜长的一点儿不比老农的差。有一次在连里的地里收大葱，他捆起大葱比班里赵焕九的父亲干得还快。小赵的父亲是当地老农户的队长，他看老陈这个知识分子干得比他快，就说了些怪话。老陈笑着说：“我不跟你吵，我只要抓把大葱朝天上一扔就行了。”我马上问老陈：“为什么说扔一把大葱就行了呢？”老陈笑眯眯地说：“山东人见了大葱就不要命，你一扔大葱山东人就不跟你吵了，全都去抢大葱去了。”我们几个知青一听都大笑起来。老赵是山东人，他马上大喊“这小子埋汰山东人，这儿有没有山东人，赶快收拾这小子。”地里很多老职工都山东人，全跑过来把老陈实实在在地收拾了一顿。我也是山东人，也情不自尽地参加了进去。老陈笑着躺在地上求饶，活脱脱像个老农民。

老陈他从大城市来到北大荒这么艰苦的地方，还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可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怨言来，每天总是那么认真的做事，与同事们说说笑笑，有时还会有些童趣。在班上老陈和老夏这俩大才子遇到一起，经常吵嘴掐架，吵完一笑从不记仇，好象越吵关系越好。有一次我与老陈、老夏及上海知青袁晓农四个人一个班里榨油，中间休息时我把话题又引到了这两位转业军官的过去上。老陈和老夏都是总后勤部重庆办事处的战友，老夏是搞部队营房建设的，老陈是马列主义教员，这两位“中右”加才子碰到一起互不服气，常常发生争执，我们知青都愿听他俩吵架，既热闹有趣，又长见识。每次我说“我们知青应好好向你们转业官兵学习”时，老陈总是谦虚地用他的口禅说：“不得了！不得了！我不够格，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同样是需要改造和锻炼的，没有资格教育别人。”“不得了！不得了！”这是老陈碰到重大问题时爱说的话。他说的是心里的话，一直到最近，已经86岁的老陈还讲过：“我到北大荒是接受改造和锻炼的。”可老夏听了却反驳道：“你一贯不说实话。”老陈问：“我怎么不说实话了？”老夏说：“批斗你的时候造反派问你有罪吗？你头点得象小鸡啄米似的，一个劲地说：我有罪、我有罪。那么我现在问你罪在何处？你现在还认罪吗？你要是认为没罪了是不是在说假话？”老夏连珠炮似的发问弄得老陈想了半天才回话：“那个时候你要说没罪，能过得了关吗？我那叫策略，不叫说假话。”老夏不依不饶：“那叫没骨气！”老陈一听乐了，跟我和袁晓农说：“老夏可有骨气了，副业队的造反派批斗他的时候就是不认罪，造反派把他脑袋按下去叫他弯腰认罪，可他就挺着脖不弯腰不认罪。人家使劲把他脑袋按下去，稍一松手他就挺起腰直着脖子喊：我不是反党份子！再按下去就再直起来，因此挨了不少批斗和体罚。最后让造反派给带上高帽游了街，他老夏还不是只好带着高帽敲着锣，一路喊着自已是反党份子吗？咱老陈态度好，就没被游过街。不过夏志忠还真是有点骨气。游街的时候，敲锣还能敲出个点来，‘镗镗以镗镗’，象耍猴一样热闹。”老陈的一番话说到了老夏伤心处，坐那沉默了起来。我问老陈：“咱团部就这么大点地方在哪游的街呀？看的人多吗？”老陈讲：“就在团部十字路口那儿来回走走。中午的时候，还有几个人看热闹，都是被他的锣声吸引过去的。”袁晓农正听得入了迷，一看都不讲了，就用上海话说：“再(港)讲点，再(港) 讲点。”老陈见老夏不吭声也就不再说了，他也不愿多讲那段伤心的事。
夏志忠(见照片)不但和老陈都是老农场三大才子之一，还是老农场四大小鬼之一，被老陈揭了老底总有些不甘心。机灵鬼就是机灵鬼，第二天老夏把我叫到一旁说：“你别看老陈挨斗的时候，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其实他这个人特别要面子，最怕出洋相，臭知识分子都这个德行。不信你就在中间休息的时候组织咱们班搞一次军训，咱四个人穿着裤头光着膀子到团部十字路口跑步，看看老陈怎么办？他脸皮薄了肯定不干，不信咱们就试一试看。”小鬼就是小鬼啊！小鬼再加上才气鬼主意和点子就是多。老夏这明摆着就是要借我的手报复老陈，也想让老陈在团部十字路口出把丑。我这个人生性好玩好闹，连声说：“好！准能让老陈难看。”那个年代工间休息不叫休息叫学习。我就利用学习机会跟大家说：“今天的学习改学军事，咱们一起排队到团部十字路口跑上一圈练练队列。”夏志忠马上响应说：“我打头领跑，薛班长断后监督。”老陈一听就知道这是“夏小鬼”出的鬼主意，就说：“不能只穿裤头光着膀子跑吧？穿上衣服去跑吧。”老夏赶紧说：“又不是下班穿什么衣服？班长不是说了吗，利用学习时间军训。大夏天外边又不冷，就这么跑！你怎么这么多事呢？”老陈一看不好就不与老夏理论，直接对我说：“小薛，光着身子中午在人多的地方跑步多不雅观，熟人看见就太丢人了。要是让孩子和家属看见就更不好了，会让他们在众人面前面子过不去的。”老夏马上就开始借题发挥：“什么臭老九！只顾面子不顾里子，怕字当头怎么上战场啊？”我听着他俩的争吵一时没了主意，我答应过老夏一定跑一把，可又觉得老陈说的有理，玩笑开开可以，开大了就不好了。这俩人都是我的老师我都得尊重。老夏是原副业队领导，可老陈从“牛棚子”的时候就和我在一起，我心里的天秤慢慢倒向了老陈，就跟老夏说：“我虽说是班长可在你们俩面前，还是个小兵蛋子接受再教育的小学生，老陈他不跑我也不敢强迫，算了吧。”老夏一听我不跑，只得放弃自已的主张。可机灵鬼脑袋一转鬼主意就又来了：“不跑可以，但是得罚！”老陈一听可以不跑了，就高兴的说：“认罚，认罚，我认罚。”老夏马上说：“明天空油吃午饭的时候，你在家里给我们三人带一大碗炒鸭蛋吃。”老陈立马表态：“没问题。”就这样两个大才子结束了第二回合的“争斗” 。

第二天老陈真的带来一大碗炒鸭蛋。说起来也很怪，别的地方农村都爱吃炒鸡蛋，可农场这个地方的人爱吃炒鸭蛋，这可能因这里的人都操着南腔北调，从山南海北四面八方来的，也可能这里水多养鸭子多的原因，所以口味也就与黑龙江本地有所不同。老夏他是四川人，我没去过四川，可能四川人爱吃鸭蛋，老夏才要的炒鸭蛋吧。要是我肯定会点炒鸡蛋。老陈家里炒的鸭蛋也挺好吃的，班里别的老职工家我都去吃过饭，可从没到老陈和老夏家吃过。不是我不想去而是他俩不敢请，生怕有人说是右派争夺小青年。吃着老陈家炒的鸭蛋还堵不住老夏的嘴，他一边吃着一边不怀好意的看着老陈说：“真好吃！太好吃了，”还一个劲的问我和袁晓农“够吃不？好吃不？”我俩一边吃一边说够了，好吃。老夏就问：明天再来一份怎么样？老陈气得也不理他。如果光是我和袁晓农，他再来几份都会心甘情愿，这里有个老夏再来一份他是不会干的。

老夏吃完炒鸭蛋还当着老陈的面前走来走去，哼着小曲，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继续气老陈。老陈坐在那假装不生气，但眼睛一直盯着老夏看着他表演。忽然他看见老夏拿了一张纸走了出去。老陈太了解老夏了，知道老夏有按时大便的习惯，这会一定是去外边的厕所了。那个时候没有室内卫生间，在外边挖个坑再盖上小木房就是上好的厕所了。我们油房的厕所是在一个小水坑边上建的木板房，夏天雨水灌进去大便得小心点，一不小心脏水就会溅到屁股上。那几天下雨，粪坑里早已灌满了水。老陈一见老夏出去了就向我摆摆手跟了出去。我一看大戏又要上演，也跑步跟了出去。老陈在路边捡了半块砖头，我马上就明他要干什么了，也顺手拾起一块石头紧跟在后边。我俩跑到厕所的后边用力把砖头扔进厕所的水坑里，只听到咕咚！咕咚！两声响，四十多岁的老陈象个孩子一样乐得跳脚往回跑。我们一蹦一跳兴高彩烈地跑回来，一进油房就装作没事似地坐在烘豆皮的坑头上。一会儿老夏走了进来，我们以为一进门他就会大发雷霆，责问是谁干的缺德事，溅了他一屁股粪水，我俩再哄堂大笑，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没想到老夏进门就象没事一样，也不看我俩一眼就走进浴室里洗了一洗，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反而坐在我俩身边等着开工。老夏这一招反到把我俩镇住了。这个夏志忠也太鬼了，他不吵不闹是不想让我俩再看他的笑话，不发火发怒是想要显示他多么有修养。这样一弄他倒占了上风，成了有修养的君子，我俩却成了损人不利已的小人了。这时老夏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是说：“好啊！你和老陈都是老加工厂的，你偏心向着老陈。”而老陈的表情好像是在说：“我的鸭蛋你老夏也不是好吃的呀，吃了也不能白吃，得付出点儿代价。”就这样老陈和老夏的第三回合也就结束了。

我们班的知青都十分爱看两大才子的争斗，从中能感受到他们在困境中的幽默，己是中年的他们的童趣，还有各种鬼主意。他们这种苦中作乐的生活哲理也感染了我。每天我干的活都是连里最累的，但一天下来我总是快快乐乐，到处找有趣的事干来找乐子。在十八连里我是出名的爱闹和淘气。天津知青程雨泉也是个淘气包，工作干得也非常好，可他不会耍滑，淘得没情趣，老是挨领导的批评。我跟老陈老夏这两个才子以及老职工隋丕英、靳洪贵学得也爱淘气，但总是适可而止，淘得有情趣，很少挨领导批评。我常对程雨泉讲：“老天真不公啊，谁叫我的老师水平高呢。”

说起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这段历史，我觉得人们对这段丰功伟绩评价和歌颂得还很不够。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穷二白，粮食总是不够吃的，吃饭问题一直是困挠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70年代回哈尔滨后我在省粮食部门工作过。那时就是赶上丰收年景，全省也会有一些地方因为没有存粮又一时调拨不及而缺粮。直到1975年，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才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解决了吃饭问题，我们用占全球百分之七的耕地，解决了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世界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当中北大荒的贡献功不可没。1975年黑龙江的粮食产量不到300亿斤，现在是1300亿斤，其中北大荒垦区就有600多亿斤。转业官兵们开创的垦区今天的粮食产量已经是1975年全黑龙江省粮食产量的两倍多，相当于多了两个黑龙江省在打粮。黑龙江省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是全国各省之中提供商品粮最多的省份。北大荒垦区向国家提供的商品粮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也就是说转业官兵创建的北大荒垦区对这个奇迹的贡献最大。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垦区的转业官兵们心系全国人民困难，无私奉献把整列整列火车的粮食输往全国各地。八五八农场那时每人每天只吃四两八钱（16两1斤）粮食，勒紧裤腰带还得干重体力劳动。老陈讲过，那个时候他们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跑到地里象老鼠和野鸡一样，扒开大雪捡掉在地里的谷粒来充饥，甚至到牛圈马号四围去转转、看看有没有谷粒可捡，就是发现牛粪里有玉米粒也捡回来洗洗吃，那个冬天，浮肿的极多，有些人连饿带病而死。这是何等的精神哪？这就是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老陈后来调到团部中学，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英语教师，为提高边疆的文化教育事业继续奉献了几十年。十八连以老连长为首的转业官兵们，对我和连里知青的影响都很大。那时我们二十岁左右刚刚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在这些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很容易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这就是现在为什么18连的多数知青对下乡经历的体验与许多人不同的原因。转业官兵们艰苦奋斗创业的经历，坚韧不拨克服困难的毅力，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当年的我们，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老连长的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陈光伟坚定诚恳、自我改造的意识，夏志忠坚持真理绝不低头的硬劲，班里最不爱说话的孙都军叫干啥就干啥的劲头，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人都不曾听过他们有什么豪言壮语，却教会了我们如何做人做事。

我知道现在社会上对知青这段历史有很多的说法，说好的不多，否定的多，甚至还有人不承认北大荒知青为边疆做出过贡献。有人说上山下乡是“文革”中的一次错误运动，“文革”错了，所以下乡也就全错了。我看这种说法不符合真实历史。“文革”让上山下乡运动变了味，但它不是造成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中国太穷。那时一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不过一、二千亿元，与现在的十二、三万亿元没法相比。那时没有多少钱投资基本建设发展经济，工业商业发展水平也太低，根本提供不了那么多毕业学生的就业岗位，国家没基础你让我们去怨谁呢！79年“大返城”知青大批回城后，多数不也是很难有工作、几乎沦为城市难民吗？中年时，上有老下有小又要“下岗”丢了工作，造成生活困难，这些又该怨谁呢？难道也怨“文革”和毛主席吗？要怨就这只能怨自已生在那个年代。后悔那些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58年十万转业官兵也是全国性的裁军时无法安排在城镇就业才去垦荒的。那时中国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不去农村又能去哪里？他们当年的艰苦奋斗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几十年来他们的奋斗经历和精神获得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今天你不管问到那位转业官兵，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对在北大荒吃过的苦无怨无悔。前几天我和孙锦国刚刚去看望过在上海的儿子家安度晚年的陈光伟。谈起往事我又一次问他：“你对去北大荒后悔过吗？”他仍然坚定地回答：一点儿也不后悔。他说，他在中正大学时和他对立面的三青团骨干的同学，后来是台湾著名大学的教授，他们知道老陈的情况后直笑话他。他听了根本不放在心上，说就这样他也不后悔。他的人生两次重要转折，第一次厌恶国民党的腐败而退出三青团、跟随共产党；事实证明跟对了。第二次到北大荒垦荒，是为了全国人民能吃饱饭，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今天回头看，当年的口号“开垦北大荒是为了祖国，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并没有空喊，已经完全实现了，还有什么可后悔的？几万转业官兵在北大荒献了青春献了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自己作为其中的一员，自觉这一生还是很有意义的。

我觉得在今天，北大荒的十万转业官兵这种精神仍然是我们我们北大荒知青学习的榜样。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行，祖国的每一次挫折我们都饱受磨难。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教育制度，造成我们无法升学又无法在城市就业，只能主动或被迫下乡，根本没有其它选择的权利。我们下乡后在转业官兵的影响下努力奋斗，为建设祖国的北大粮仓贡献了青春。我们十八连知青平均下乡8.3年，比全国知青长很多，但要和陈光伟、夏志中这些58年北大荒转业官兵就差得远了。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非常熟悉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关于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的名言。如今我们这些北大荒知青也全都年逾花甲了，应该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特别是下乡那一段经历呢？转业官兵们又一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只要你想到，当国家经济还很落后、需要一代人挑起重担时，我们挺起稚嫩的肩膀扛过来了；那么无论你今天是高官大款、知识精英，还是庸庸碌碌的普通百姓下岗职工，你都是创造新中国辉煌历史的一个成员，都可以象老陈他们那样说：我无怨无悔，因为我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