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北大荒留守知青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是撑起那片神奇土地的脊梁，那么早在知青来北大荒的十年前，在北大荒写下最悲壮、最辉煌开拓史诗的老兵们，更是功勋不朽。在北大荒，朱晓军最早接触的群体就是老兵。
正式去北大荒之前，朱晓军虽在黑龙江省，但对北大荒也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驻黑龙江《农垦日报》记者的口中得知了北大荒的故事，故事中那些悲壮的人和事让他觉得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那片神奇的土地。1994年6月的一个雨夜，朱晓军坐了一宿的火车从哈尔滨来到了佳木斯。第一次走进北大荒，没有任何目的，只是想去那里看一看。在那儿听了《农垦日报》副总编吴继善介绍老兵的故事后，朱晓军感动不己，从此开始了对北大荒老兵们的一系列的采访和写作。
1958年春，10万转业大军开进北大荒。他们曾经是为祖国浴血奋战的功臣，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素质，但却因家庭出身，或自己的历史问题，或是身体差、年龄大已不适合部队的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而被精减下来转业至北大荒。
朱晓军在那里采访了在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立下赫赫战功的铁军部队十五军。在结束了上甘岭战役后，十五军约1200多名转业官兵带着家眷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北大荒，在他们中间有邱少云的营参谋长、黄继光的指导员，还有上甘岭战役的一等功臣，等等。
第一次去北大荒，朱晓军就采访了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少尉排长佟心良，在问及在那场战斗中十五军牺牲了多少名战士时，排长竟然摇头说不知道。
朱晓军揶揄老排长：“作为排长你都不知道牺牲了多少战士吗？”
老排长摇了摇头说：“朱记者，你没打过仗你不知道，当时一个排30个人上去打，下来只剩下了一两个人，后方的士兵马上又补充上来，我还是排长。接着再补充，又没有了。到了最后，根本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说到那时，排长摘下了头上的帽子，满脑袋的伤疤让朱晓军看得心寒。
“这不算什么，有一个团打到最后只剩下3个，还有一个战士在下战场时踩到雷子给炸死了，最后只留下来2个人。”
“我在坑道里呆了13个月，长年见不到太阳，从上甘岭下来时，我的皮肤白得都能看见血管和青筋。”朱晓军回忆起对佟心良排长的采访，眼眶不禁又红了起来。
后来朱晓军得知转业后的官兵们在工厂每个月的工资大约只有300元左右，这更让他感到了极大的震撼和深深的愧疚。
“那时我的工资也有六七百，但他们比我还少。他们可都是国家的功臣啊，他们参加过抗美援朝，浴血奋战，拿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后来只是默默地到了北大荒参加建设。他们一直在一味地付出，却丝毫不计较回报。”朱晓军在谈起这些往事时，手指不禁微微颤抖，言语间带着明显的敬仰与钦佩，“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伟大，而我在他们的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转业北大荒前，南方的老兵希望能够放一星期的假，让他们回家看看父母。北大荒距沈阳2000公里左右，在老兵的印象中，那是比朝鲜战场更加遥远的地方。“士兵们都是抱着去了北大荒就再也不回来的决心，所以一定要在临行前回趟家和父母告别。而当时有的老兵，因为回家路途遥远，怕路上耽搁不能及时归队，所以就没有回去。在上车前他们一个个都跪在地上朝自己家乡的方向磕头，算是向自己的父母告别了。”朱晓军哽咽了。
最让当时部队领导感动的是，回家探亲的南方老兵，都一个不少地回来了，没有一个人因为惧怕北大荒的冰天雪地、艰难困苦而临阵退缩。
50年代的北大荒住宿条件极差，老兵们都是自己搭棚子住，到了晚上一个挨着一个地睡。因为住宿有限，有些房间安排了男女兵同住。为了避嫌，当时老兵们想出了一个法子，年纪最大的女兵和年纪最小的男兵挨着睡。而一些带了家属的军官，则是一家人一家人地挨着睡，男的跟男的挨着，女的跟女的挨着。有时候半夜厕所方便回来不小心钻错了炕还闹出不少笑话。而有些地方则因为条件实在太过简陋，只能让老兵夫妻在周末时才能团聚，平日里他们只能在棚子外的柴火垛里偷偷见面。朱晓军在采访时，一个老兵指着他家的大儿子说：“这老大就是在柴火垛里有的。”
“那时候我听他这么说的时候真是心酸，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功臣啊！他们的的确确是为北大荒奉献终生又奉献了子孙。”朱晓军感慨万分。
除了住宿条件艰苦外，当时的北大荒农耕工具也极其落后，很多老兵是用绳子拉着犁一步一步地耕田。有些老兵实在太累了，就倒在田坎上眯一会，拖拉机一不注意就给碾过去了，人也就这么没了。
老兵们都是玩命地干，也正因为如此，在后来知青们来到北大荒的时候，那里已经有了像模像样的房舍，许多荒地也已经开垦成良田了。
“英雄团里无孬兵，而留下来的知青融入了这一群体，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把自己融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的一部分。”朱晓军在《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中这样描写。
后来一位原先在电视台工作的教授看了朱晓军写的北大荒老兵的故事后深受感动，决定邀请朱晓军一同前往北大荒拍一部有关老兵的专题片。到了北大荒之后，他们召集了当年的老兵。
“那真是震撼，他们就是真正的铁军啊！”朱晓军激动地说，“那时的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背也驼了，腿也弯了，可是分明还是一个兵！他们就那样直愣愣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唱起《志愿军军歌》。当听到某位老兵喊口令，他们依然竭尽全身力气走起正步，让人看了真是难过啊！”
“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和苇塘。苇草青，苇草黄，生者死，死者烂，肥土壤，为下代，作食粮……”10万转业官兵不就像苇草那样为祖国，为人民，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他们“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么？知青大都返城了，留下来的知青，子女也回了城市，只有这些老兵和他们的子女都没有走。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要像坚守阵地那样坚守北大荒！他们是真正的军人，真正的军人是拖不垮打不烂的，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会战斗到底。
朴实是所有北大荒人的代名词
“北大荒人淳朴好客，善良热情。只要去了那里，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他们也会把自家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你，把你当作亲人一样。”
朱晓军回忆说，在北大荒采访时，认识的朋友和不认识的人都待他非常热情。“第一次去我在北大荒呆了一星期左右。那时那里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车子，又恰好是六月的农忙季节，大伙忙得团团转，但最后他们还是让连队给我派了车，还送我去采访。”
在采访期间，还恰逢返城知青们回访北大荒，他们离开北大荒已经将近20年。20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天真烂漫的小伙子、小姑娘们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而北大荒还是和当年离开的时候差不多。知青们一进村子就都开始流泪。“不是自己多么有良心，而是北大荒的乡亲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知青们抹着眼泪向朱晓军诉说。
据当时的一个知青回忆，刚下乡的时候，北大荒一个老职工请他们去家里打牙祭，当时条件那么困难，杀鸡吃肉是很不容易的。那个知青酒足饭饱之后去外屋上厕所，回来时路过厨房，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他看见老职工家的孩子都围着灶台吃咸菜，啃窝窝头。当时知青的眼泪刷地流下来了，二话没说就跑到最近的小店去，哭着掏出当月所有工资买了各种罐头给老职工的孩子们送去。
“我敢说，当年中国几千万的知青，只有北大荒的知青，我认为，是最怀念故地的。”朱晓军的眼眶又一次红了。
还有一批温州知青在返城联欢会上一起演唱了歌曲之后，全都齐刷刷地跪在了台上。四十多岁的铁铮铮汉子，一个个全都哭了。他们说最困难的时候是北大荒帮了他们，心里终归舍不得啊。
当时还有两个北京知青在北大荒结婚后有了孩子，返城时因为政策原因不得不把孩子送给了当地的老乡收养。北京知青走了，留下了他们的女儿燕子和养母相依为命。日子那么苦，但燕子的养母没让养女多受一点委屈。后来国家放宽政策，知青子女可以返乡了。为了燕子的前途，养母到处托关系，要把燕子送回到亲生父母那里。
“不能因为我养过燕子，就让她跟着我一起在北大荒受苦啊。”养母送走燕子的时候这么说。可是由于后来燕子在北京的户口和学校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燕子的生父又将燕子送回了北大荒，养母就这样一个人培养大了一个不是自己的孩子。燕子长大后当了模特，和养母的感情特别深厚，几乎天天要通电话。
后来朱晓军还到了被称为北大荒精神的摇篮——八五三农场，认识了双鸭山知青——时任农场党委书记的孙绩威。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孙绩威很快和朱晓军成为了莫逆之交。采访结束后朱晓军买了第二天早上的火车票准备离开。临走前的晚上，八五三农场的朋友为朱晓军饯行，朱晓军再三嘱咐他们第二天就不要送行了。可是第二天，当他整理完包裹下楼时却愣住了，孙绩威和他的夫人以及八五三的组织部长都在楼下站着。
“我们早就来了，看时间还早怕吵着你就没叫你，让你多睡会。”孙绩威憨憨地说。路上又碰见八五三的宣传部长，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匆匆忙忙地赶来了，还提着两个大鹅蛋。他不好意思地对朱晓军说，“鹅蛋太大了，总怕煮不熟，就多煮了会，耽误了时间现在才赶来。”
到了火车站之后的一幕也令朱晓军至今难忘。朱晓军发现组织部长和孙绩威在一边嘀嘀咕咕，走近了才发现，原来他们在和火车站外面的小店营业员商量，要赊账给朱晓军买点车上吃的东西。
“那时候农场亏损，农场干部十几个月不开资，没有钱。他们要赊帐买东西给我，营业员还不肯答应，他们讨价还价了很久。我还清楚地记得，他们赊了一大串的香蕉，一个蛋糕，一包榨菜。”朱晓军说，“后来我上了火车，车子已经开出了很远，当我探出头往回看的时候，他们几个人还站在站台上，不停地朝我挥手。”
2007年，朱晓军又去北大荒采访，孙绩威已经从红兴隆农垦分局组织部长的位置退下来了。朱晓军打电话给他说晚上九点多到友谊，孙绩威立刻说好，我去接你。朱晓军知道红兴隆到友谊站还有一段路程，孙绩威绝不会跟局里要车，弄不好还得打出租车来接他。于是，他只请孙绩威帮忙联系宾馆，不让孙绩威去车站接他。可是，孙绩威说什么也要去接站。果不出所料，孙绩威托朋友借了一辆旧夏利，直接把朱晓军送到了他事先安排好的宾馆。朱晓军到了宾馆房间，发现茶几上早已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和点心：苹果、鸭梨、西瓜、香瓜、蛋糕、方便面等。
朱晓军纳闷了，问：“绩威你这是干嘛啊？”
孙绩威不好意思地说，“你到这里已经晚了，这里不像是哈尔滨那样的大城市，时间晚了店都关门了没地方吃饭。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就多买了些，你凑合着自己挑着吃吧。”
过几天朱晓军离开的时候，孙绩威又专门找了车子送他到火车站，还一定要送他到车上，一路上又执意非要亲自帮他提包，一定要为他买火车票……
时至今日，朱晓军说起那些年在北大荒的采访经历，无不感慨唏嘘，“那真的是感动啊，北大荒的人，就是这么实诚、朴素。”
还有一位在采访过程中与朱晓军结下深厚情谊的上海知青周军岳，得知朱晓军要举家搬迁到杭州了，就在大年初二的凌晨三四点开车出发，开了一天的车赶到哈尔滨，非要为朱晓军送行。他对朱晓军说：“晓军，你到了杭州大概没什么认识的人，我给你介绍一些朋友，去了那里他们也好关照你。”
《农垦日报》的主编知道朱晓军要走，开着车马上赶到，二话不说往朱晓军车上放了三大箱奶粉和两大箱豆奶粉。朱晓军被弄懵了：“这些是干嘛？”
主编笑笑说：“晓军，你去了那面，一喝上这奶粉就能想到家乡了。”
朱晓军回忆起这些事时说，“我一点好处都给不了他们，真的是说一点利益关系都没有。可是他们就是掏心掏肺地对你好。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这种情谊，在城市里不太找得着了。”
知青的青春流浪在高高的白桦林
40多年了，北大荒知青们把自己最宝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都无私奉献给了那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后来返城了，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始终都有着对这黑土地最真挚的感情和最深刻的怀念。
在历时14年的采访中，朱晓军共计采访了将近100多位留守知青，而整理成文章的只有20多位。“采访过程很辛苦，条件差，但是真的是很感人，这么想想，也就都值了。”朱晓军笑着说。
随后他说起了一位鹤岗知青的故事。老太太叫赵玉珠，朱晓军见到她时，她已经头发花白，弯着腰，后脑勺梳着个髻，在车站附近晃晃悠悠地走来走去。
朱晓军问她：“您是赵玉珠吗？”
她看看他，没有吱声。
接着问：“您当过知青吗？”
她还没吱声，继续在路上走着。
后来身边的人介绍说，她丈夫是上海知青，丈夫为返回上海跟她办了假离婚。结果那男的走后杳无音讯，赵玉珠疯了。她疯疯癫癫独自一个人拉扯着女儿，过了这么些年。
朱晓军在见到赵玉珠的女儿时，她已经是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朱晓军问她，“你恨过你父亲吗？”
她回答说：“不恨他，只是很想见见他。”后来她托朱晓军帮忙找自己的父亲，她说：“我快结婚了，我想找他，不是想让他为我做点什么，就是想他在我结婚的时候，能够拉着我的手，把我亲手交给我的丈夫。”
还一位发明了分格写作教学法的北大荒知青叫常青，因为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评为特等功臣。然而因为在革命时期，常青的老师曾为国民党工作，常青后来也受到牵连，被定为特务。当时常青的妻子是空军报社的记者，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妻子，他执意要与其离婚。他还没来得及看上为出世的孩子一眼，就被迫离开了。
文革后常青到了农垦师范学院担任大学教授，后来升为副校长。一次他去深圳开会，一位北京教授说起一个学生，说那孩子的父亲在北大荒，她一出生就没了父亲，可那孩子特别争气，特别刻苦，后来考上了北大，毕业后做了新华社记者。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他旁敲侧击地向北京教授打听那学生母亲的名字。果然那就是他的女儿！
常青当即退了返城的机票，买了去北京的机票。可是近乡情怯，常青找到了前妻的住处却一直不敢进去，只呆在楼外想等前妻出来，可等到人差不多都走完了也没见前妻出来。他耐不住了，跑去问保安。保安奇怪地说，早就看你在外面等人了，那最后出去的不就是何繁吗？
常青悲从中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常青记着的还是前妻年轻时的模样，谁知光阴不饶人哪，现在大家都老了。保安告诉常青，何繁的女儿大概还在家中。常青来到前妻的家门口，却迟迟不敢敲门。最后女儿出来开了门，常青多想抱一抱她啊，可终究不敢，只是颤抖着说：“我是从北大荒来的……”
女儿听了后愣了一下，连忙请常青进屋，可在给常青倒水时手一直颤抖着。当常青问她“你知道我是谁吗？”时孩子哽咽了，说：“我一开始就知道了，您是我爸爸。”
那天常青和女儿在外面的公园聊了一下午，就坐在当年常青和前妻谈离婚的椅子上。现在故地重游，心境却大不一样了。临近傍晚的时候，常青对女儿说：“孩子，你长那么大从来没有吃过爸爸的一粒饭，今天爸爸请你吃饭，喜欢吃什么尽管说。”
可女儿说：“爸爸，这么多年我没孝顺过您，今天我来请您吃饭，让我尽点为人子女的责任吧。”听女儿这样说，常青的眼泪又禁不住地留下来。
临别时常青嘱咐女儿：“不要告诉你妈妈我来过，也不要联系我，就当今天没见过我。”
原来那时常青的身份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而女儿是新华社记者，即将被派往加拿大工作，他怕影响女儿，不敢和妻儿多联系。
半年后事情终于查清楚了。常青特地多要了一份平反决定书，赶到北京拿着决定书给前妻看说：“三十年前，我答应一定会给你个结果，现在我平反了，我是清白的啊。”
前妻看到决定书就哭了，她流着眼泪背了一首普希金的长诗，末了她反复地问：“这难道都是命吗？”
命运待常青不公，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命运，才磨砺出了常青坚忍不拔的意志，也见证了这段不被光阴打磨、不为挫折泯灭的亲情。
去年正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朱晓军的《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一文在《北京文学》2008年第11期刊登之后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位来自北京的北大荒知青在看了《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一文后给朱晓军来信说:“看了这本书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它勾起了我对30多年前北大荒知青生活的回忆，其间有快乐，也有痛苦；有失落，也有收获。我更为文中那些至今仍坚守北大荒并干出一番事业的同龄人所深深感动。北大荒的留守知青继承并发扬了北大荒精神，他们的理想和激情始终在北大荒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燃烧。”
一位看过此书的网友在贴吧上这样写到：“蹉跎岁月抹不去刻骨铭心的记忆，艰难坎坷冲不走难以忘怀的情结。我们曾经有过’上山下乡’同样的经历，我们曾经有过’知识青年’同样的名字，我们把人生最宝贵的财富——青春，无私地奉献给了沉睡千年的北大荒。”
“老兵和知青的故事感动着我，也感动了读者。有关老兵和知青的作品带给我很多荣誉，但其实至高的荣誉是属于北大荒那些可敬的老兵和知青们的。”朱晓军最后这样说。
采访结束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朱晓军来不及喝上一口水就又匆匆赶去教室上课。朱晓军在老兵和知青的身上，看到了高尚和朴实，而我们在朱晓军身上，也看到了一种高尚，一种朴实。
朱晓军的背影匆匆远去，一首歌曲却久久萦绕于耳。
“问爹问娘问夕阳，天上有没有北大荒……
美丽的松花江，波连波向前方，川流不息流淌，夜夜进梦乡……
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的青春在流浪……”。
朱晓军 笔名思淼，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建筑机械专业。曾当过汽车修理工、助理工程师、期刊编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理事。
出版有报告文学《一个医生的救赎》、《大荒羁旅》、《世纪末的情欲》等6部。中篇报告文学《留守在北大荒的知青》被列入“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报告文学《一家疯狂医院的最后疯狂》（节选）被选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文学年鉴》（2008），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先后荣获“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荣誉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父辈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