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北大荒精神
向北大荒开拓者们致敬

北大荒文艺老兵赵玉秀自传节选一

北大荒文艺老兵赵玉秀自传节选一

作者赵玉秀

编者按语:

在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大军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它象原野上绽放的红艳艳的百合花,如火一样燃烧,发出灿烂的光和热。这就是战斗在农垦站线上的文艺工作者队伍。

在这里,我们摘录了一位在农垦基层工作几十年的文艺工作者,在建立、保卫、建设新中国的进程中演艺生涯自传的部分章节,以纪念那难以忘却的年代和那些平凡、普通但又伟大、高尚的人。

遗作:赵玉秀(852农场原文工队长、导演、己故)(此文经赵玉秀儿赵敏同意公开发表)。

( 注: 此文由黄黎推荐)

北大荒文艺老兵赵玉秀自传节选一

北大荒文艺老兵赵玉秀自传(节选)

荒地拾遗

——节选自一位拓荒者的自传

第一章前言

——我这一生(摘录)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後,我还在学校读书。四六年春参加了由东北民主联军组织的《五四》剧团演出,并根据我家一个农民亲戚因捡拾田间稻穗做米粥,被打成经济犯,弄的倾家荡产,后来又因得子,按当地风俗习惯,在衣服大襟上措了红布条,以示喜庆,当天就被日本宪兵开枪射杀在大街上,说是“赤匪”的亲身经历,创作了反映日伪统治下人民悲惨生活的独幕话剧《黑夜漫漫》。上演获得成功,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从此走上了文艺演出的道路。

北大荒文艺老兵赵玉秀自传节选一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是解放战争,朝鲜战争还是在东北垦区的开发建设中,我一直都在基层从事文艺工作,在基层文艺演出团体中任演员、组长、戏剧队长,文工队付、正队长,编导等职。到一九八四年离休时,文艺9级。扣除文革中被非法揪斗的五年,我在三十五年的演艺生涯中,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汗水。共参加组织、编导大、中、小型歌舞、戏剧演出场次超过一千八百场;创作评书、快板书、表演唱、诗朗诵、歌词、相声等小节目有百十来个;和其它同志合作写作了十几个话剧、歌剧、诗剧等剧目;参演和导演大、中、小型话剧、歌剧、诗剧等剧目达到五十余部…。在军区、省、地区、总局、管局各级文艺汇演中获得多次创作、导演奖项。有的作品被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单行本。

北大荒文艺老兵赵玉秀自传节选一

我根据基层实际情况,常年采用集中培训和具体业务指导的方法,为基层培养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力量,并向总局、省、中央专业文艺团体输送了部分人员。

回忆几十年的文艺生涯,自己能够取得一些成绩、获得了不少荣誉,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尊敬,根本原因是党组织给了我展示文艺才能和为职工服务的平台,我感谢党。

三十五年的演艺生涯使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要做好基层文艺工作,必须要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围绕党的政治工作中心任务,深入生产、生活、密切联系实际,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和演艺技能,真心实意为基层人民大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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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战争年代军旅生涯

-1946-1958, 《摘录》

总司令解说

一九四九年初,平津战役结束后,我从华北军区文工团被抽调到北平,参加中国革命历史展览的解说工作。

一天晚上刚过七点,朱德总司令率领几十位赫赫有名的高级将领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一一当总司令来到我负责讲解的展版前时,我紧张得说话有些结巴。朱老总笑着对我说:“小同志,莫紧张,大胆讲。讲错了,我们给你纠正,讲漏了,我们给你补充,好不好哇。” 幽默的讲话,令在场的人员都放声大笑,我也就真不紧张了…。

朱老总在辽沈战役关于围歼廖耀湘兵团战役示意图前,停下了脚步,思索了一会儿,指着廖兵团由奔西南转而向东北拐点,自言自语地说:“这里一定是胡家窝棚,住在那里的廖兵团司令部,被我一个突击夜袭击,使廖耀湘产生错误判断,从去营口海上逃跑转逃沈阳,把唯一跳出包围圈的时机丧失了。…朱老总转过头问我:“这里是胡家窝棚吗?” 我立即立正回答:“ 报告总司令,是胡家窝棚。” 老总又对众将领说:“ 这就是在战争中的一个偶发、突发的事,有时可能起到扭转全部战争局面的关键作用,胡家窝棚之战,就是这样的典型战例…。

当我讲到战斗英雄董存瑞举起炸药包高呼:“为了新中国,前进!”时,将领们个个神色凝重。

朱老总深情地说:“他喊出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心声,为了建立人民的新中国,前进”。

夜深了,开国将领们走了。我久久不能平静,耳边不停地回响着朱德总司令那坚定有力的话语:“为了人民的新中国,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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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开国大典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我被推举为战士代表,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开国大典。我的位置是在天安门广场正南端,可俯视全场的制高点——正阳门城楼上。

下午三时,毛泽东主席用他那高昂、嘹亮的湖南嗓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整个广场顿时变成了欢腾的海洋,几十万军民群众欢呼着,跳跃着,象惊天动地的海洋,一浪高过一浪,经久不息…。此刻,我已同整个广场融合在一起,放声大哭,放声高呼,眼泪不停的涌出。“万岁,新中国!”“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停地高呼…。第二天,我的眼睛肿成一条缝,嗓子发不出来声了。

当看着第一面鲜艳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聆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庄严奏响时,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在日伪统治下,我这个当了十八年亡国奴的人,从来没吃过大米饭。因为当时不准中国人吃大米,谁吃谁是经济犯;中国人不能讲中国历史,谁讲谁是政治犯。我的一位老师,因为讲了华夏的三皇玉帝,被抓进宪兵队折磨二十几天,等出来时,一个才华横溢的精壮的汉子,变成度骨鳞鳞,弱不经风的呆傻之人;中国的学生每天须列队面向东南,给日本天皇三鞠躬。一次因为我没有必恭必敬地鞠躬,被学监、一个被中国地雷炸断一条腿的日本退伍兵发现,一口气打了我十几个耳光,昏死过去…。今天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了;中国人受人欺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阅兵仪式开始了,在雄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中,步兵、骑兵、海军、炮兵、装甲兵、坦克兵、列成方阵,象钢铁洪流滚滚向前,十几架人民空军飞机飞过天安门广场,一时间飞机轰鸣,大地颤抖,这一切在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面对着天安门,面对着飘扬的五星红旗,我跪在正阳门城楼上宣誓:亲爱的祖国,我的母亲,你的儿子我愿意为你献出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

从那天以后几十年中,我每当想到这伟大的时刻,无不心潮澎湃。“为了新中国”成为我一生工作生活的巨大动力。

场创作鼓士气,屡受嘉奖

一九五O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在仁川登陆,将战火烧到鸭绿江南岸,直接威胁到刚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为了保家卫国,我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六十八军文工团。一九五一年七月入朝,一九五四年四月回国。在朝鲜无论是行军还是驻防;无论是炮火连天的战场,还是枪林弹雨的阵地上,到处都有我们文艺兵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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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员在朝鲜前线)

刚入朝第一年,我们基本上是分散到连队,随军做鼓动工作。那时的鼓动内容绝大多数是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各种形式的小节目,深受战士的欢迎。我到底创作演出了多少作品,现在是记不清了。有印象的如评书《出击》、山车快书《阻击手》、故事《奇袭》和行军鼓动快板《英勇奔前方,打死美国狼》…。由于工作突出,受到了几次嘉奖,被升为正排级。

编者按语:

二000年,《南京日报>在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五十周年之际,根据发现的一批朝鲜战地作品手稿,开始了寻找手稿作者的活动。在这批手稿中,有一件《立功光荣》的快板书,作者是赵玉秀。为此报社记者几番周折,在赵玉秀去世两个月后,找到其爱人夏纯瑾同志,进行电话采访,《采访录》刊登在当年十一月六日南京日报的《特别报导》版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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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宣传演出 荣立军功

深入到前沿阵地进行宣传鼓动,是我们经常性工作。记得第一次到前沿掩体去,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带我去的。刚接近前沿时,我们一会儿跳上战壕疾跑,忽而卧倒,忽而跳跃。一会儿又一下子跳回战壕,在齐腰的水中前行…。每到地面上,美国鬼子的机枪追着我们打,子弹嗖嗖地围着我们叫着…,明明才不到十分钟,我觉得象过了好几年,紧张极了。后来常去前沿阵地,也就不紧张了,反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胜利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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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员在朝鲜前线)

前沿坑道掩体,有的距敌人只有几十米远。有的坑道只能容下几名战士,头都抬不起来。撞到这种情况,我就半坐半躺着给战士表演节目。先来段快板书,讲讲大好形势,战士们听得全神贯注;再唱段京韵大鼓《老班长智捉美国兵》,逗得战士哈哈直乐;山东快书《武松打虎》战士听得高声叫好…。最后和战士一齐高唱:“雄赳赳,气昂昂…”,外面枪声不断,坑道里情绪激昂。

我还把战斗英雄的事迹,战场上的形势,亲人的问候,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写成文章;编成小节目。画成漫画,糊在布上。把布裹在身上,带到前沿阵地上,挂在战壕壁上,办起《战地墙板》,深受战士的欢迎与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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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员在朝鲜前线)

我当时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与每天、每时每刻都与死神打交道的战士来讲,真算不了什么。可是前沿的战士们一再向上级为我请功,后来,我也戴上了军功章,荣立三等功。

弹落舞台,双耳致聋

战争是残酷的,牺牲也是经常发生的。一天我们正在一个山坡上为一个即将出征的连队演出时,鬼子的一发炮弹落在舞台中央。当时我只觉得“嗖”地一声,心里喊道:“不好,炸弹!”紧接着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音。

不一会儿,呻吟声四起,我才醒过神来,看见刚才在舞台上唱歌的阿琴倒在血泊中。我冲过去,背起她向战地救护队跑去。阿琴站在炸弹爆炸波的死角里,身上虽然没有伤但炸弹炸起的沙子,在她后脑头皮上,打了许多小洞。因为演出需要女同志都留有长发。在清理他的伤口时,需要把打进洞里的头发一根根拔出来,每拔一根,就会发出一声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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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秀和阿勤在朝鲜)

我刚走出医疗队帐篷,战友黄修业冲我叫道:“老赵,你的腿在流血。”我低头一看,右脚的鞋里都是血,顿时,右腿不能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医生一检查伤口说:“小事一项,,一块炮弹皮,”于是对我说:“小伙子,咬一下牙,一下子就拿出来了。”没用麻药,就下手了。镊子在伤口里伸来伸去,找不到弹片,结果把我痛得死去活来。后来打麻药,扩大伤口,最后才在大腿骨头上取出来了那个小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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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工团员在演出间隙也参与救护伤员)

事后,我经常耳鸣,听力大减,发现是我的双耳的耳膜给震坏了,渐渐失去听力。于是就有了“聋子”的绰号,一叫几十年。对此我一点不反感,它常常让我回忆到面对死亡没有畏惧,没有犹豫,反而把牺牲当作光荣的时代,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新中国的爱。

第三章 和平时期,垦荒岁月

– 1958-1966 《摘录》

建立保卫新中国要有流血牺牲,而建设新中国也需要牺牲和奉献,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辈人的使命。

马厩搭马架子铺幸福路

一九五八年,我志愿报名参加东北垦区建设。四月初,我和其他四十几位战友,坐六天的火车,从中原徐州来到东北小镇密山。

下了火车又乘汽车,向400里外的迎门顶子(854农场部)开去。一路上非常颠簸,车开的很慢。半夜又抛锚,露营了一夜。直到第二天下午赶到迎门顶子。在路口,一个同志问我们“是六十八军吗?’’

“ 不要下车了,直接去一分场三队,路上有车在接你们。’’

车又向前开去。

天快黑了,路没有了,两台斯大林1 00号拖拉机在野地等着我们。在拖拉机的牵引下,汽车又慢慢开行。大约晚上八点左右,才到了三队。

三队其实只是个开荒点。只有一栋草房,一顶帐棚,一座马号,不到二十名转业的老铁兵。这是一个夏季与外世隔绝的孤岛。

当晚,我同几个年轻的战士,在马号上边搭了一层铺,睡在马厩里。

半夜下起了雪,北风呼呼声与喂马的吆喝声、马吃夜草的咀嚼声、马吐吐地打鼻声和战士的鼾声,奏响了一曲特殊的马厩交响乐。

第二天,天刚亮,吃完早饭,就开始了在垦区的第一次劳动。踏着白雪上山伐木和运输建房的木料;下草甸子割小叶樟作建房的草料;在家的铲雪平地整理建房地基,挖泥泡土为建房作准备…,一切都有条不紊地紧张进行着。只用了七八天时间,十几个能遮风挡雨的简易住房一一马架子建成了。我们也告别了马厩,住进了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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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住房问题后,六十几人全部投入紧张的春播之中。为了抢农时,日夜奋战。整地、选种、播种…”。一环环下来,半个月抢种了六千多亩小麦。

为赶在化冻之前把通往外面的道路打通,我们连续作战,又投入了修路的战斗。我们把整根树连在一起,上下两层,铺在沼泽地上,建成了有一公里多的木浮桥,又在山林中开辟了十几公里的大道。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劳作,改变了三队建队以来的孤岛局面,与外部世界联成一体。我们做了一个牌子,立在道边,上面写着“幸福大道”。

短短两个月,全体战士都瘦了一圈,东北那凛冽的春风不但吹糙了同志们的皮肤,也把同志们的皮肤染成了古铜色。可是面对着新居,一排排整齐的马架子和那已嫩芽出土,一片绿油油的麦田,站在幸福大道上,豪情油然而生。我脱口而出:

搭马架伐木割草,

种小麦争分夺秒。

修大路风雨无阻,

立家园英雄建国。

巡迥演出坐牛车遇狼有惊无险

生产队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偏僻的地方,交通闭塞。不但生活艰苦,工作繁重,而且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刊。能看上一场电影,职工高兴得都象过大年。为解决文化生活极端贫乏问题,分场长杨琛同志找我,要我把六十八军文工团来的七个人组织起来,排演节目,开展文娱演出活动。我同战友商议后,结合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和生产队的实际,编排了能演一个半小时的歌舞,语言类节目。用分场给我们的一套锣鼓、两把二胡、一根笛子、一副快板,在三队开始了我们的首场演出,然后分场演出,受到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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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场领导当场决定,拨给我们一台牛车,拉着乐器和演员到各生产队巡回演出。我们发扬了部队文艺兵的好传统,全心全意为职工演出。有时为使三班倒的同志都能看到演出,我们也来个三班倒。一个连队有时连演三场,保证不漏一个同志。受到了各级领导,各队职工家属的高度赞扬,名气也越来越大,还受邀到各兄弟分场演出。

有一天,我们在五队演出完已到半夜,乘着牛车慢悠悠地回三队,被夏日那暖洋洋的晚风轻轻吹拂着,同志们大都睡着了。这时队里唯一的女性张淑雁同志推醒了她的爱人丁继昌同志说:“快看,萤火虫,北大荒的萤火虫可真大呀!”老丁睡眼朦胧地看一下,刚说:“什么萤火虫......”猛地睁圆了眼睛,大叫道:“狼——”。大家惊醒了,在昏暗的月光下,看到两只硕大的野狼,不紧不慢地一步不拉地跟着牛车,夜色里狼的眼珠发出阴森森的绿光。

这时大家有些紧张,因为牛车上连根木棒都没有。我知道,狼怕声响,怕火光,就大声说:“敲打起来…”,我操起锣,当当地敲晌,孙鹏打起鼓,咚咚咚。一通急急令,狼停止了前进。坐在地上望着牛车,离我们越来越远 …… ,大家松了口气。可是锣鼓一停,它们就加快步伐,追赶上来,看来大有决一死战不可。我们又使劲敲打一通,它又坐下望着我们一动不动,只要锣鼓一停,它们立即前行……。这样反反复复多次,狼步步逼近,离我们牛车不到二十米了。

就在大家十分紧张时,张淑雁又大叫:“快看,车前方也有狼…”,我心中一惊,急忙回首去望,一颗悬着心一下子放了下来,那是三队食堂的灯光,大家也都欢呼“到家了——”。

回头一望,那两只狼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黄修业长出了一口气说到“感谢五队的狼送了我们一道儿。”

第二天,分场领导知道了此事后,立即给我们演出小分队配发了一只口径7.62水连珠骑步枪,带十发子弹。不过,自从配备了步枪后,再也没有撞上狼,直到九月份,演出小分队解散。我们七个人全部调到总场文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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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剧照)

排水工地、上伐木点职工演员心连心

排水治涝是开荒的关键环节。夏季沼泽地人、机进不去,每到数九寒天上大冻,农场就要组织成千上万的人齐上阵,掀起排水会战高潮。我们文工团也要下到各个排水工地去慰问演出。

一次,我们正在排水工地上的职工宿舍内化妆,只听到一阵轰轰破冻土的炮声,接着咔嚓一声,职工宿舍—半地下室的地窖子顶棚被一块几十斤重的冻土块砸了一个大窟窿,落在床铺上,钻进来的冰雪落在炉盖上吱吱作晌,’把我们着实吓得不轻。

演出就在宿舍外面的空地上,三九天滴水成冰,野外草甸子的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很冷。虽然演员的演出服很单薄,但表演却十分认真投入,职工看得津津乐道,不时高声叫好……。

演员一下场,一些老工人就把自己穿的大衣,羊皮袄脱下来,给演员裹上,用狗皮帽子给演员捂上;有的老工人,端着甜甜的热姜汤对演员说:“快喝,暖暖身子。”……这不只是几件大衣,几碗姜汤,这是工人们对我们演出工作的高度肯定与奖赏,工人与演员心连心。

当时上山伐木是冬季生产的主要内容,上山到伐木点去演出也是我们文工队的重要任务。

记得1960年冬,我们文工队大部分人因口粮不足,副食奇缺,营养不良患上了浮肿病。浑身无力,到伐木点演出,上山是一步一喘。

在炮手营伐木工棚里,伐木工在大铺上坐着,半躺着,看我们在工棚狭窄的过道里演出节目。在演出间隙,有的演员饿了,就把在路上撸的柞树叶放在嘴里嚼着。伐木工人和干部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第二天,我们下山时,全体伐木点的工人出乎意外列队在雪道两边。干部同炊事班班长搬出两盆炒好的黄豆说:“你们带着病,饿着肚子,到深山老林里为我们演出,我们很感动。这二十斤黄豆请你们一定收下。这是伐木点全体工人一致意见,炊事班长连夜炒好的。”我们知道,伐木是重体力劳动,农场对上山伐木工人每月只增加三斤黄豆口粮,为此我们表示不能收。

这时,一位年纪挺大的老工人大声喊:“你们要瞧得起我们这些伐木的爷们,就收下我们这点心意,别嫌少!”

那年月,有钱也买不到粮食,一把米可救人一命啊。

风轻轻地吹,雪花轻轻地落,演员和工人们饱含着热泪,紧紧抱在一起……。

于是我代表文工队全体演职员,收下了这二十斤炒好的黄豆,向伐木点上的工人们深深地鞠了个躬,从心底发出一声呼喊:“谢谢!我最亲爱的战友——工人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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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剧照)

通宵演出 盛情招待 不见夜归人

一九六四年春节,农场派我们到宝清县朝阳公社黎明大队去慰问演出。

晚上六点半准时开演,两个小时的节目演完了,社员们不走,齐声喊:“再来一个”,呱呱的拍手掌,于是加演了几个节目,宣布了几次“演出到此结束,祝乡亲们晚安。”但是乡亲们不但不离场,反而喊声更高,手掌越拍越有劲。经向公社大队干部一了解,方知道:这里农民过节有通宵看二人转,听评书的习惯 ,不过午夜不能散场。

经过紧张商量后,通知大家,把压箱底的东西全搬出来,准备演通宵。象乐器:板胡、二胡、笛子、洋琴、小号……每样都演奏几段;单口相声、对口相声l化妆相声、双簧,一个段子接一个;男高音、女高音、小合唱、表演唱……群众高声叫好,每个节目不返两次台,群众不依不饶。尽管我们一个个累极了,困极了,可老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个个精神抖擞,兴高采烈,也喝彩一个晚上。一直演到凌晨3点多了才散场,老乡大呼过瘾。这前前后后有八个多小时,是我经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演出。

演出结束后,收拾完舞台、道具、器乐、服装,老乡们却不让我们走,拿出来早已准备好的香喷喷的酸菜炖白肉、血肠,热乎乎的开花大馒头,又捧出自己烧的度数很高的大高粱酒,表示吃不好、吃不饱,喝不够不许走。这顿盛宴又吃近两个钟头,酒足饭饱,才乘车回场。

那一年雪特别大,在五分场那个风口的地方,汽车是在两面雪墙的胡同中颠簸行进,有时把人颠得很高,摔下来屁股生疼。由于太累了,加上烈酒的作用,同志们一上车,都裹紧大衣,扣紧帽子,呼呼大睡一道儿。早上七点多到了场部,卸完车同志都回去休息了。

上午八点多钟,文工队指导员马灿州同志的爱人牛广珍老师找到我问:“老马到哪里去了——,这时,我才发现,把指导员丢了,立即组织人员沿路去找……。

在五分场那风口不远的地方,只见马指导员披着大皮袄,哼着小曲,慢悠悠地走来,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一问才知道,今早他坐在车厢后角里,睡着了,过雪胡同时,车一下子把他颠出了车,颠到雪墙上面,砸了个雪窝。马指导员在雪窝里安安静静地呼呼大睡,直到大天亮。

事后很久,当人们说起这件事时,马灿州同志总是笑着说:“那多亏了老乡的烈酒,真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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